三、政策建议
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对金融改革既要坚定信心，也要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应孤立进行，而应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协调推进。我们认为，需要处理好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相关的三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人民币汇率与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关系。
今年以来，央行通过连续降息、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在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方面效果显著，对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由于人民币贬值预期存在，自去年二季度以来，资本项目逆差成为常态，银行结售汇也频现逆差，引起外汇占款持续下降。今年前7个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净下降了6612亿元，基础货币投放减少，造成流动性阶段性紧张，7月以来货币市场利率再次上行。
8月25日，央行宣布降准、降息，一方面可以缓解近期流动性偏紧的局面，另一方面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过，从中长期趋势上看，预计未来几个月外汇占款增长形势仍不容乐观，进一步降准仍是必要之举。同时，从稳增长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角度看，利率还有下降空间，但如果美联储加息，中美利差收窄则会对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因此，下一阶段如何处理好“三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好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对央行来说是个巨大考验。
二是处理好人民币汇率与资本项目开放的关系。
学界对金融改革的顺序一直存在分歧。尤其是在美联储加息预期背景下，近期“股灾”和人民币汇率创单日最大跌幅，部分专家学者对资本项目开放产生怀疑，认为现阶段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有百害而无一利。
事实上，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提出和快速推进，以及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深化，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资本项目开放是人民币市场化定价的微观基础，是中国宏观经济金融转型的必然方向。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均衡、合理还主要依据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这只能是一种局部均衡。只有在资本项目开放的背景下，综合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共同变动才能使人民币汇率趋向均衡水平。
从宏观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也在发生转变，“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深化，我国对外经贸格局正在从对外贸易向对外投资转变，并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必然要求人民币走出国门、实现国际化，而资本项目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
当然，美联储即将开启加息周期，此时资本项目开放过快、过急可能会加剧资本流动，因此需要稳步推进。深港通和QDII2还应按计划推出。同时，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控，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工具，做好应对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预案，特别是防止房市、股市和汇市出现共振的风险。
三是处理好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市场发展的关系。
人民币汇率定价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汇率波动的市场风险上升。因此，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还应建立一个主体多元、品种齐全、功能强大的人民币外汇市场，这是为更好地适应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规避风险的客观要求。
具体来说，进一步提高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丰富外汇市场投资交易主体，从目前仅限于金融机构参与扩大到部分外汇交易结算规模大的进出口企业，并引入外国机构投资者，增加做市商数量；二是增加外汇衍生品交易工具，从现有的人民币远期、掉期、期权等品种扩大到人民币期货；三是加快上海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建立与在岸市场的联动机制，提高人民币定价主动权和话语权；四是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发更多的避险产品，提高外汇市场活跃度，满足客户规避汇率风险的需要。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助理、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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