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厘清几个认识误区
当前关于利率改革有一些认识误区，有些甚至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如不加以厘清，对改革方式和节奏的选择会产生负面影响。
(一)利率改革后市场主体普遍受益
部分观点认为利率改革后市场各方主体会普遍受益。实际上，利率改革是一场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由于短期内整体利率水平可能会上升，对于存款人来说，获益是相对确定的，但对于借款人而言，则可能会普遍受损，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可能会不降反升，而部分现金流短缺的市政和长期基建项目甚至会因财务费用的大幅增加而难以为继。
(二)银行净息差大幅收窄，银行“暴利”结束
这一观点也是市场上支持、赞成利率改革的重要舆论基础。对银行“暴利”的讨论始于09、10年前后。当时银行的净息差(NIM)接近3%，至2013年底已降至2.3%左右。我们可以横向观察其他利率市场化的国家和地区。香港市场的净息差水平大概只有1.5-1.6%水平，但香港市场体量太小，基本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借贷活动大都发生在银行间市场，其利差水平不典型。再看看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2010年，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是3.8%，其中摩根大通银行为2.53%，花旗银行为3.41%、富国银行(主做小企业贷款)达到5.69%、汇丰银行为2.68%。而中国同时期的净息差大概只有3%。再看发展中国家，2011年巴西、印度、俄罗斯的银行业净息差分别达到8%、4.3%和6%，远高于中国银行业的水平。
因此，利率管制放开后，我国银行业净息差到底是扩大抑或收窄，并没有固定模式可循。时至今日，中国的银行业已完成规模的原始积累，下一阶段的经营重点将放在保持可续经营、适应监管规则变化等方面。粗略地看，在我国前10大银行的净息差构成中，1%左右的管理成本是刚性的，包括人员工资、房租、电子设备、市场营销等；1%左右的拨备、税费也是刚性的；另外0.5-1%左右的净息差是银行维持10%-15%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以自我补充资本的内在要求，如果ROE过低，银行将无法实现自身的资本积累，需要频繁地到资本市场募集资本，带给社会的压力将更大。
中国银行业净息差的明显下降只会伴随业务结构的转变而产生，即当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高以后，风险资产占比会减少，从而贷款的拨备和ROE的要求会下降，净息差才会真正出现社会期望的下降空间。
(三)金融自由化大幅释放改革红利
从70-90年代世界各国的普遍经验看，除英美等少数传统发达国家外，金融自由化的激进推进少有成功的先例。拉美、东南亚、日本推行的金融自由化都没有成功，均导致或派生出较为剧烈的金融动荡。原因在于，“三率改革”同步推进的叠加效应复杂，导致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大，孕含着相当的系统性风险，且很难预测。因此，应该正视利率、汇率、资本管制三者的内在改革次序，循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