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控制利率高企的冲击效应
除了“二元市场”因素外，如何控制利率放开后短时间内的大幅飙升，也是利率改革的一大技术障碍。
(一)国际经验
从国际社会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经验看，各国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利率水平均经历了“一飞冲天”的过程。美国于1980年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存贷利率在1981年分别达到15.91%和18.87%的高点；韩国于1991年正式启动利率改革，存贷利率迅即上升，1996年分别达到9.81%和11.1%的高点；台湾于1985年正式启动改革，存贷利率逐步攀升，1990年分别达到7.22%和10.5%的高点。而拉美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后则更是普遍经历了利率的大幅飙升，智利于1974年开始改革，1975年取消所有限制，在随后的1977至1983年期间，利率水平飙升至超过50%的水平；而阿根廷则因利率飙升过快、外资大规模涌入，导致1971年进行的第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失败。
(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两过剩”和“两流动”
然而，历史的车轮跨入21世纪后，导致上世纪利率市场化后“一飞冲天”的客观环境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两过剩”和“两流动”的结构性改变。
首先是“两过剩”。一方面，全球性产能短缺逐渐向全球性产能过剩转变。比如钢材、汽车、化工等行业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上世纪后三十年则主要是产能短缺。另一方面，全球普遍的通货紧缺转向全球性通货过剩。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各国货币发行均受本国美元储备规模的限制，普遍面临通货紧缺的局面。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宣布不再向外国出售黄金，彻底切断了美元和黄金的连接渠道，各国相继实行浮动汇率制代替固定汇率制。1976年牙买加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全球进入“牙买加协议”时代。各国货币发行失去了统一的锚作为参照，完全依靠自律。特别是90年代后，美国大力推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策略，在实施低利率货币政策的同时，推动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全球货币创造日渐无度，全球性货币供给过剩。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两流动”。一是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商品、技术、信息、服务、人员等生产要素更多地跨国跨地区流动，以更合理的方式进行优化配置。二是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大量海外低息资金涌入高利率国家、地区，追逐更高的收益水平。
“两过剩”和“两流动”意味着我国利率改革处于全新的国际环境之中，产能过剩和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将大幅降低生产活动的货币需求，而货币过剩和资本跨境流动，又会制约利率的过快上涨，逐步趋同于国际市场的低资金价格。因此，利率改革后“一飞冲天”的效应会相应收敛。
(三)中国经济的特色——两台发动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是靠两台发动机共同驱动着经济发展。一是市场驱动。市场力量可依据利率水平高低自我调节经营活动。企业经济行为受市场约束，当利率升高、资金成本升高、投资回报率降低时，企业会自然降低投资比例，自动收缩产能，所以企业投资是一个周期性波浪形的发展模式。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相当部分企业仍然创业冲动强烈，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仍处于“机会主义”阶段，借款需求旺盛。可以说，市场力量总体上趋于理性但仍将推高利率水平。
二是政府驱动。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发展是第一要务”，政府需要以一定的投资行为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建设和公共设施，其行为天然的较少受到市场经济信号的约束，其对利率、资金成本、投资回报率不敏感，自我收缩机制的弹性较小，更接近一种线性的持续向上的发展模式。政府投资行为缺乏约束，甚至必要时需要发挥逆周期的调控职能，因此，即使社会杠杆率高企，甚至利率飙升，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仍然会继续进行，与其伴随的社会资金需求仍会继续上升。
综上，一方面，存款成本的竞争性上升将推动贷款利率的上升，政府投资渴望和市场新一代主体创业冲动将加大资金需求，进一步拉高利率水平。另一方面，新形势下的一些特殊因素将自然抑制利率上升的幅度。一是国内产能、资金量的相对过剩；二是传统产业向境外转移，境外低成本资金寻找机会流入。两个因素将不同程度地缓解利率上升的幅度。因此，我国利率管制全部放开后，存贷款市场的利率中枢将呈现一定的上升势头，但总体趋势会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