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贬不贬”反倒会拖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6）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应对经济大幅度降温的潜力还比较大，但未来宏观调控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尽快制定并实施“债务毒瘤切除方案”

中长期角度，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击穿“7%”的压力，但我们预期经济增速持续处于7%以下的可能性不高，因为宏观调控政策还是有较大的逆向应对的潜力。

首先，当前存款准备金率仍然处于20%以上的高位，市场利率水平也比较高。因此，一旦7%被击穿或出现这种可能性，央行可以大幅度地调降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对于央行来说，通过一揽子措施引导利率水平下行也是可以做到的。

其次，虽然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不佳，但中央财政还是比较健康的，财政支出的结构性扩张依然存在不小的空间。中国的土地、矿山和国有资产实际上都归中国政府所有，因此，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支付能力最强的政府。尽管在产能过剩行业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但在其他领域，比如，进城农民待遇的市民化、医院和养老院的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水利设施的修缮与建设、大江大河治理、沙漠治理、海洋资源开发和国防能力提升等诸多方面，扩大公共支出的空间还比较大。

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未来两三年中国宏观调控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能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金融体系的“债务毒瘤”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了 “不良债务的滚雪球效应”，这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严重、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来说，这个不断滚大的“雪球”很像是一个“恶性肿瘤”。

站在央行的角度，如果货币供应量不够大，“钱紧”就成为一种常态，“钱荒”也比较容易爆发，信用违约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甚至可能爆发信用危机；如果进一步提高货币供应增速，又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相抵触——显然，货币政策实际上已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进一步看，债务毒瘤对货币的吞噬效应，从资金供应和资金成本两个角度冲击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加大了经济增速击穿7%的压力与可能性；同时，债务毒瘤所包含的越来越大的信用风险，正给银行、保险机构和广大居民的资产质量带来越来越重的威胁，并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银行体系。

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尽快着手研究制定“债务毒瘤”的切除方案并及时付诸实施，从而使中国金融体系早日恢复健康。如果等到大面积信用违约爆发再去匆匆制定应对方案，所付出的代价会更高。

关于“债务毒瘤的切除方案”，个人认为，可在央行之下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对整个金融体系中“有毒债权”进行收购和条件重设(包含但并不限于期限拉长和利率降低)；这件事情基本完成之后，债务滚动所形成的再融资需求将大幅度减少，“钱紧”以及“钱荒”将不复出现，融资利率将会回落到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水平，央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可以从容地实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因“钱紧”和“高息”而产生的下行压力也将相应降低。

关于上述专门机构收购有毒债权的定价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是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实行刺激政策直接相关的有毒债权，都可以按账面价格收购，以体现政府对自己以往行为后果的不推脱与担当。

由地方政府设立类似机构做类似的事情，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它必然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急剧上升，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担忧。但由央行来做同样的事，人们所有的担忧将一扫而空。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用央行印钞的办法来解决债务问题，可能会引起较猛烈的通胀。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中国通胀率的持续上升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一是过剩产能已被消除或消化，二是国际商品市场出现普涨格局，这两个条件是否出现与中国央行收购有毒资产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或许有人担心有毒债务剥离后，可能出现又一轮信用膨胀。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我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以及信用膨胀的根本责任不在央行，而在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理念与思路的调整，以及地方政府与国企行为目标的彻底转型。如果各级政府不再那么关心GDP，国有企业不再把“规模”和“摊子”的扩大放在比“盈利”更重要的位置，固定资产投资和信用膨胀的动力基础将回归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