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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难以防范潜在通缩(3)

《中国金融》第23期2015年12月07日20:47分类:中国央行

核心提示: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在近似于“流动性陷阱”的状况下更好的发挥财政政策调解结构兼扩大内需的作用。加紧改革的顶层设计,出台财政、政府投融资、国企等领域的改革。再次需要我们加大科技投入。

防范潜在通缩,货币政策不堪重负

面对市场甚嚣尘上的“货币政策包打一切”的思想以及效仿美欧日量化宽松的呼吁,我们认为,姑且不论部门利益,仅从经济学角度做一番严肃的思考,都可以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无法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去防范通缩风险。这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进行阐述。

理论方面。首先,货币政策主要是调节需求总量的工具,对解决主要矛盾——结构调整作用不大。根据经典分析,在两大政策工具中,货币政策主要是调节总量,财政政策主要调节结构。因为货币政策是“雨露均沾”,只要一降准或者一降息,对所有的经济参与者作用都是一致的,很难区别对待,而财政政策却可以通过税收、支出、补贴等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体从而影响经济结构。事实上,货币(资金)的投入会因其天然的流动性和趋利性向高收益行业归集,进而进一步扭曲结构矛盾。

其次,就算是从次要矛盾——需求端而言,货币政策也具有效力的不对称性。在经济高涨,通胀高企时期通过紧缩性政策可有效地拉低总需求,但在经济下行期却很难有效拉动需求,这也被形象地称为“货币政策像一根绳,只能拉,不能推”。这是由于经济下行期,各个行业普遍盈利前景黯淡,企业缺乏投资机会,不会大量申请信贷,商业银行出于防范呆坏账,也会惜贷,二者共举,造成即使银根宽松总需求也上不去,此时货币政策容易陷入“流动性陷阱”。事实上,自2013年6月 “钱荒”以来,货币市场一直保持宽松的状况,货币政策维持了事实上的宽松,但效果很难令人满意。

实践方面。回顾历史,观察我国1999—2002年的通缩、日本持续近三十年的通缩都宣告了货币政策防范通缩风险的有限性。面对我国世纪之交的通缩,我国政府取消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6次下调法定准备金利率,8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但是直到对内进行国企、金融等领域厉行改革从而享受改革红利,对外加入WTO从而享受全球化红利后,通缩问题才得到有效解决,此后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反观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资产泡沫破裂进入通缩后,一直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结构改革,反而继续依赖货币政策放水,政府继续扶持僵尸企业,直接导致其经济停滞发展,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竞争力也趋于下降,近年在传统绝对优势产业——电子制造业都处境艰难,处于中韩台的前后夹击。

横向比较,观察金融海啸来美日欧的表现,也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的局限性。金融海啸后,美国推出三轮QE,日本推出QQE,欧盟推出资产购买计划,都将宽松型货币政策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但成果却严重分化,本作为“始作俑者”的美国,却率先走出危机,受到牵连的日欧却继续深陷泥潭。不难发现,美国推行“制造业回归”、“出口倍增计划”等结构性改革,同时技术改革方面涌现出了页岩气、3D打印机等先进技术,继续占领了技术进步的制高点。而同时期的欧洲日本,缺乏相应的结构改革和技术进步,迷信货币政策,陷入经济通缩-货币放水的恶性循环中。

概括而言,既然当前我国潜在通缩风险的症结在于供给结构的问题,那让影响力主要在调节需求总量的货币政策去扛起防范重任,岂非缘木求鱼,强人所难?强行放水去拉经济,只会固化原有的落后供给结构,造成更严重的通缩风险。同时也会导致资金的“脱实向虚”,吹大资产价格的泡沫,重演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悲剧。从2015年上半年我国股市的“杠杆牛市”到下半年债市的“杠杆牛市”,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苗头的出现,这值得警惕。

 

[责任编辑:姜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