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需保持定力，优化供给结构
根据前面的分析，造成目前我国经济疲软、通缩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是供给端结构难以匹配需求端，虽然当前市场对货币宽松有较强的预期，但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的巨大挑战，货币政策的过度宽松度不仅不能对产业结构调整行形成助力，甚至会固化旧有利益格局，延缓甚至阻碍产业结构转型。这在“四万亿”时期已得到验证，此处无需赘言。因此，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我们呼吁经济政策需要更加关注一下两方面:
货币政策保持定力。不能违反“丁伯根原则”，对货币政策的要求过多。当前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承担了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均衡、就业稳定、金融稳定、经济结构调整等六大职责，但是如前分析，货币政策只在需求高涨的过热期作用较大，在需求低迷期期作用下降，在调结构上更是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这也是近期中央和央行注意到的“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因此货币政策更应注重保持流动性的畅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非越庖代俎地去拉动增长、调结构。事实上，2015年第三季度人行货币政策报告罕见地提及“不能过度放水、妨碍市场的有效出清”，已经释放了明确的信号。
众所周知，货币政策持续宽松造就了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杠杆牛”，降杠杆引起的股市剧烈调整一度引起中国是否会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忧，平息股灾后，货币政策仍保持宽松，多余的资金流向债市，造就了下半年债市的“杠杆牛”，明显可见放水只能吹大资产泡沫。在这种背景下，目前市场上高呼放水的声音不绝于耳，其背后的利益倾向不得不引起警惕。我们再次强调，货币不能空转，不能实现虚拟经济的膨胀而失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
供给结构亟待优化。我们认为，观察当前的宏观经济，应跳出“三驾马车”的短期视角，更注重长期的供给端。这要求我们 去“旧”产能，增“新”产能，吸取日本教训，给僵尸企业坚决“止损”，停止输血，将宝贵的间接、直接融资通道与“新经济”有效桥接。
这首先需要我们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在近似于“流动性陷阱”的状况下更好的发挥财政政策调解结构兼扩大内需的作用。事实上，近期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不应墨守3%的赤字率红线、60%的负债率红线，这已经传达了财政政策可能加大力度的信号。
其次需要我们加紧改革的顶层设计，出台财政、政府投融资、国企等领域的改革。应当承认，金融领域的一些改革力度超出预期，值得肯定，但单凭金融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无法解决全盘性的系统性问题，比如僵尸企业的存在，就涉及到国企、政府投融资领域的痼疾，这需要通盘性的全局考量。
再次需要我们加大科技投入。根据前面提及的内生增长模型和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科技进步是提升生产力的核心，虽然见效慢，但效用长久，但在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放缓，生产效率降低的背景下，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改善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不二法门，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