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货币总量的调节途径
从货币投放的基本环节可以看出，货币总量调节主要包括基础货币规模调节和货币乘数高低调节两方面。
(一)基础货币调节
央行扩大或收缩基础货币规模，最主要的是两大类途径:
一是扩大货币储备物收购或出让货币储备物。
二是扩大或缩小央行对金融机构的信用投放(资金借贷)。
其中，央行信用投放货币的具体工具又有很多，如再贷款、再贴现、银行间市场拆借(包括有抵押和无抵押)、开办债券逆回购、央行票据到期偿还、短期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每种工具又可以用于反向收缩货币投放，包括发行央行票据、开办债券正回购等。央行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应运，包括这些工具之间的相互替代。
央行调节基础货币投放的手段又有价格手段和行政手段两类:价格手段主要是通过资金价格(主要是利率)的调节，并通过金融市场操作进行；行政手段主要是以法令或制度调整的方式，强制金融机构执行的手段:如定向发行央行票据、对金融机构强制结售汇等。
(二)货币乘数调节
货币总量的调节，除基础货币规模调节之外，还需要对货币乘数的高低进行调节。而货币乘数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对基础货币的转投放和扩张能力。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金融机构通过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向社会提供资金，即“派生货币”的能力。
金融机构派生货币的渠道和方式也有很多，如各类银行贷款、票据贴现、应收账款贴现、银行购买有价证券(包括非金融机构发行的股票、债券)等等。金融机构派生货币能力的大小、速度的快慢，就直接表现为货币乘数的高低，又受到金融机构自身资金规模的大小、流动性的强弱，以及社会资金供求关系(社会资金需求的强弱。在经济繁荣，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等提供融资的需求旺盛，其派生货币的能力就会增强；反之，则相反)、金融监管的松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央行调节货币乘数的手段同样包括价格手段和行政手段两大类:
价格手段主要是通过央行对金融机构资金进出价格的调整，进而影响金融机构对社会资金供应价格的高低，影响社会资金供求关系，调节社会货币总量。这种调节是市场化的、间接的，需要金融机构的转化，存在央行货币政策意图的传导机制是否畅通的影响。
行政手段主要是央行通过调整监管要求的方式调节金融机构派生货币的能力，如提高或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包括扩大或缩小存贷款基准利差水平；实施或取消贷款规模管理、提高或降低(乃至取消)金融机构存贷款比例；强化或弱化诸如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不良资产拨备率等监管指标要求；国家(政府)强化或削弱对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的行政干预等。
从我国不断强化市场经济发展，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根本方向来看，货币乘数的调节应该更加注重创新、丰富和有效运用价格手段，而努力减少行政手段的运用。但价格手段有效运用的前提是，要培育开放有序、公平竞争的良好的市场环境，避免市场垄断，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否则，价格手段的运用，效率和效果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在我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调节手段是:央行对存款性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节。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分为一般存款准备金和法定存款准备金。一般存款准备金是存款性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用于日常对外支付的准备金，这是金融机构流动性最强的资产；法定存款准备金是指央行强制性要求存款性金融机构按照规定范围内存款的余额和比率缴纳的，只能用于出现存款挤提等危机情况时，经央行批准才能动用的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不能用于日常对外支付，实际上属于被央行冻结的资金，在央行没有降低法定存准率之前，存款性金融机构无法动用，属于其流动性最差的资产。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外汇流入的规模不断扩大，外汇兑换人民币的需求迅速增强。为抑制人民币汇率过快上涨，央行不得不大量购买外汇，形成外汇储备，但基础货币投放因此急剧扩张。为抑制货币总量的过快增长，央行不得不采取措施回笼基础货币，包括收缩再贷款、再贴现、发行央行票据等。在这些措施余地消失殆尽之后，从2003年开始，央行不断提高存款性金融机构的法定存准率，减少其一般存款准备金规模，进而抑制其派生货币的能力。到2011年最高时，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准率达到21.5%(中小银行比大型银行低3个百分点左右)。从2011年底开始，随着央行外汇占款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受到严重束缚，为维持货币总量的合理增长，央行相应下调存款性金融机构的法定存准率，扩大其一般存款准备金规模，增强其派生货币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法定存准率的调整，并不会对基础货币的规模产生直接影响，但却会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货币总量的规模；法定存准率的调整，不仅影响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规模，而且还涉及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价格)水平和金融机构的利差收入问题:从2008年开始，央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调整为年率1.62%并一直保持至今。这尽管高于一般存款准备金的利率水平，但却明显低于金融机构向央行拆借资金的利率，更是远远低于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利率水平。因而提高法定存准率，会造成金融机构整体利差水平的下降。而金融机构为保证其预期的利差水平和盈利能力，往往又会通过提高贷款利率等方式将损失转嫁给社会融资人，从而会推高整个社会融资成本。相应的，央行降低法定存准率，也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扩大金融机构流动性和派生货币的能力；减少金融机构低息资金占用，扩大其利差收入。
在推动金融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货币总量的变化，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社会资金的供需状况，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金价格。当社会资金需求旺盛，货币总量扩张过快时，央行应该收紧基础货币投放，提高货币供应价格(利率)；当社会资金需求不足，货币总量过快收缩时，央行应该压低基础货币价格，尽力扩大基础货币供应，直至实施央行再贷款零利率、吸收金融机构存款负利率政策。在经济下滑、不良资产反弹，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收紧，不愿随从央行意图降低货币价格反而提高价格，出现严重惜贷现象并严重阻碍央行货币政策传导，以致影响社会融资需求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央行也可以采取定向调节的方式，对满足要求发放贷款(包括规模和利率等)的金融机构进行定向降息、降准等。极端情况下，央行甚至可以采取非常规的做法，越过金融机构中介环节，直接面向社会(包括政府和机构、企业等)进行融资，以强化货币政策传导、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