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允许和支持以绿色项目收费权抵押(质押)贷款。污水处理等环保项目、地铁和铁路等清洁交通项目虽然收益稳定，但前期投资很大。如果能以经过政府收费主管部门确认的项目收费权作为质押从银行取得贷款，将可以解决这些绿色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难题。
第七，推进绿色贷款的证券化。许多银行的资产方已经有不少绿色贷款，但继续扩大绿色信贷则受到资本金、贷款比、合意贷款规模等的约束。绿色贷款的证券化可以帮助将这些绿色贷款“剥离”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避免占用资本金和受到其他约束，从而可以增加银行发放绿色信贷的资源。
第八，政府参与投资，以降低私人资本面临的风险。英国绿色银行的资本金只有40亿英镑，但却参与了全国50%的绿色项目，关键在于其参与大大降低了私营部门对这些项目的“风险厌恶”。由于政府资金的参与，私人部门的投资者会认为未来的政策会有利于这些项目，或预期的风险会明显降低，所以会更愿意跟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风险下降就意味着广义的投资回报率提高，因为投资者看重“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
第九，用碳市场为绿色企业提供额外收入并支持融资。如果碳市场有了长足的进展，许多节能减排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售额度来获得额外的收入，从而增强其融资能力。比如，项目已经投产、有稳定的碳减排收益的风电企业可以发行碳债券，将债券利率与风电项目的碳交易收益挂钩。此类碳减排收益也应该可以用作向银行融资的质押。
第十，将有稳定收益的项目打包，用yieldco(可译为“收益公司”)的方式上市。Yieldco是欧美新能源行业创造的一种新的融资模式，主要是指新能源公司分拆出来的一系列可创造稳定现金流的项目，将这些项目的购电协议及其他长期现金流绑定在一个在股票市场上交易的投资产品上，确保可以向投资者在相当长(如20年)的时间内支付稳定的收益(如6%)。这种安排类似于房地产企业常用的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这种方式可以使原先难以获得融资的一些项目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融资。
第十一，在绿色指数基础上开发绿色投资产品，引导资本市场更多地投资于绿色项目。我国的股票指数多以大型上市企业的市值为基础编制，而这些上市公司中有许多污染性的重工业企业，导致指数“棕色化”，使许多被动投资者(根据指数构成来配置资产的投资者)将过多的资金配置到污染型产业。未来需要开发更多的绿色指数，并在这些指数的基础上开发各种绿色基金和绿色理财产品，让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有更多的渠道投资于绿色产业。当资本市场将更多的资金投入绿色产业时，会推高其市盈率，降低其融资成本。
除了上述可以直接降低绿色企业融资成本的方法之外，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和制度安排可以间接地帮助绿色企业缓解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比如，强制性要求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提高投资者评估项目环境影响的能力(通过为其提供评估方法和软件系统)、第三方评级机构提供对企业的绿色评级等，都可以强化市场向绿色企业配置资源的能力。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基础性工作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企业知道自己是否污染，但由于信息不透明，资本市场并不知道，使得资本市场无法用脚投票来激励环境表现的优胜者。
另外一类可以间接提高绿色企业资金可获得性的举措是实行强制性的绿色保险和明确银行的环境法律责任。在环境高风险行业实现强制性的生态保险，会增加其运行的前置成本(因为其需要买保险)，将未来的环境风险显性化，迫使这些企业重新评估投资于这些高风险行业的可行性，从而达到抑制污染性投资的目的。在银行必须对所投资企业发生的污染事故负连带责任的法律环境下，银行将不得不建立更加严格的环境风险评估制度，减少对污染性项目的贷款。虽然这些法律安排的直接效果是减少污染性投资，但会间接地增加绿色投资的可用资金，会起到降低绿色融资成本、提高其资金可获得性的效果。套用一个经济术语来说，这会起到“挤入”绿色投资的效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