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货币金融的体制机制改革
人民币入篮给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直面这些新挑战，深化货币金融的体制机制改革，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尤其是考虑到，IFM对SDR货币篮子每隔5年进行一轮新的评估，已进入SDR货币篮子的主权货币达不到规定条件的可能“出篮”，新的达到SDR货币篮子条件的主权货币将“入篮”，因此，此番人民币入篮并非一劳永逸之事。要真正成为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国际关键货币，中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还有许多困难要解决。其中包括:
第一，逐步调整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基础。近年来，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但境外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和居民个人等之所以接受人民币，除了人民币是一个币值上升的货币外，一个基本原因在于，中国有着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由此，中国实际上陷入了一个币值矛盾之中，即我们不断将升值的货币向境外输送，手中却留着巨额的贬值货币，这种情形长久下去，将引致中国利益的严重损失。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将国家外汇储备思维转向国家外汇资产思维，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快运用外汇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缓解超额外汇储备的状况；另一方面，将人民币国际化的资产支持机制从外汇资产转向海外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
第二，加快货币政策调控体系的改革。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建立在运用行政机制直接调控的基础上，新增贷款规模管控、存贷款基准利率管控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机制等是常用手段，但这些机制并不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央行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及其机制，我们迄今尚未有效形成，也缺乏相关的调控经验；再一方面，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在更大程度上依然建立在以金融机构为对象的基础上，将金融市场作为调控重心的工作还在探讨中。这些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是人民币入篮后必须加快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快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中国金融监管实行的行政性分业监管模式，它以金融机构为主要监管对象，主要运用行政机制予以实施，监管的范围涉及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而且在政策影响下，不时变动监管的重点。人民币入篮要求中国的金融监管机制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应充分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准许各类市场主体在负面清单之外平等地进入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应从机构监管为主转向功能监管(或业务监管)为主转变，推进各类金融监管之间的有效协调；再一方面，应从贯彻政策要求转变为依法监管，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的金融行为，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四，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中国金融以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机制所形成的间接金融为特点，直接金融所占比重不高。这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要求形成明显反差。在人民币入篮后，境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企业和个人持有的人民币，除了通过存款等机制回流中国境内外，主要通过投资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各类金融产品回流中国。如果缺乏足够的投资品种和金融产品规模，则这些境外主体将不愿意持有人民币，人民币入篮的国际效应就将严重降低，为此，需要加快中国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资产证券化证券和股票等)的品种、规模和市场层次的发展。与此同时，需要加快相关金融市场中介机制(如咨询公司、评级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和信息服务公司等)的发展。
毫无疑问，人民币入篮并不直接要求中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全面对外开放，但这一账户(尤其是金融交易账户)长期不扩大开放程度，不利于入篮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功能发挥，也不利于利用人民币入篮契机支持“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
第五，加快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建设。中国相当一部分信息在行政机制中运行，引致金融市场运作和金融监管的透明度不够高。人民币入篮之后，这些信息应通过各类公开渠道(包括媒体)予以披露，給市场各类主体以公平的信息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持续公开相关数据、不随意调整统计口径、公开说明各类数据的统计依据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六，强化金融风险的管控。人民币入篮后，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国际因素对中国境内金融运行的影响力度也将加强，为此，需要从境内外两个市场相连接的角度来设计和实施金融风险的管控。在金融创新管控尤其需要注重各家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共管，以免发生监管漏洞或监管盲区，给中国的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不应有的负面影响。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融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