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栋 杨涛
有效规则缺失与新技术演进，加剧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不稳定，对此需要从规则和技术层面着手，真正以共享金融的发展理念，推动货币层面的共享、共赢式创新。一则，构造超主权货币体系成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更加吸引人的方案，可以实现全球流动性的有序供应和管理。SDR的机制虽然仍存在某些不足，但为这一努力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尝试。二则，当前风起云涌的各类新型电子货币，已经对现实世界和金融世界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也成为事实上的超主权货币萌芽，或许能够在开放条件下更好地实现跨国利益主体的共享参与。总之，可跳出陷入困局的现有SDR发行机制，在IMF和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探索建立“全球央行”的机制雏形，并尝试基于数字电子货币规则的创新，即eSDR。
问题的提出
没有货币，就没有人类现代文明。有一位学者说:货币将决定人类命运(money will decide the fate of mankind)。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说过: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那将是相当激动人心的。我们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面临的挑战具有一定共性，即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国际货币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把“双刃剑”。伴随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与全球经济金融运行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就需要对国际经济金融波动的深层问题和技术前瞻性问题，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和把握，从而有先发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国际规则制订的主动权。
从金融经济学关注的层面看，资产价格泡沫与大幅波动、资产定价机制不畅、跨境资产价值转移的失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亟需修复等，都构成了危机与风险的表现。而究其根源，则需要从货币经济学层面来深入挖掘，即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在不断上升。这种脆弱性源自于两方面:一则，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协调理念已经“丧失殆尽”，牙买加体系之后的“货币乱局”成为常态，而且进入新世纪以来“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各国货币政策经常出现分化、货币政策原则与全球利益往往背离，2000年的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梦想”，在货币层面上已经“濒临破产”；二则，以数字化、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等为表现的新技术演进，已经对于各国货币体系带来深刻影响和冲击，这不仅影响到货币传导机制与政策效果，而且使得货币本身的内涵与边界变得更模糊，现有货币理论与政策框架也面临挑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更增添了各国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精准出击”的难度，往往诉诸“大水漫灌”或“釜底抽薪”的“粗放式”操作。
应该说，有效规则缺失与新技术演进，加剧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不稳定。与此同时，要应对两大现有的脆弱性矛盾，也需要从规则和技术层面着手，真正以共享金融的发展理念，推动货币层面的共享、共赢式创新。
正视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动荡时代”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协调缺陷日益突出。众所周知，上世纪末期以来频繁发生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已经在根本上颠覆了原有的货币规则，竞争性货币理念成为主流。在此过程中，发达经济体的实力变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都使得国际货币体系亟需改变。
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应保持币值稳定和供给充分灵活，最为重要的是，其供给应超脱于某一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状况。但是，虽然在外汇市场中通过汇率能反映不同货币之间的供需关系，但归根结底仍离不开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选择影响，而这些经济体又以国内经济状况为主要政策决定因素，现有国际储备货币也概莫能外。
对此，一方面，从本质上看，主权货币国提供的国际流动性相当于其自身加杠杆，而不论私人部门还是政府部门，其加杠杆的空间都存在上限，所以从长期看主权货币体系的流动性供给是有限的，其会受到储备货币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流动性供给能力的制约。这种内在约束在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同时，也造成了终究会出现的全球流动性结构性不足和与之相伴的通货紧缩趋势，这即是“流动性短缺”。从该角度来看，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只是为解决“特里芬难题”和“流动性短缺”而进行的帕累托改进，并非帕累托最优。另一方面，当“自利性”规则作为货币政策首选之时，也可能在国际范围内产生货币的“公共地悲剧”，在经济泡沫出现、抑或各国争先脱离衰退“泥潭”时，则流动性泛滥往往成为普遍现象，并再次为将来急剧的流动性紧缩所伴随的破坏性危机埋下伏笔。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进入深刻的调整期，不同类型经济体之间分化加大，国际金融市场受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影响震荡加剧。这也引发了对现行体制的思考和改革呼声，更使得不少人开始反思现行货币体系、货币理论以及国际金融秩序的合理性。应该说，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是一个长期问题，需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机制共建、模式共赢、利益共享，在可能面临全球流动性从“泛滥”转向“短缺”之时，构建新的国际货币规则变得更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