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5年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内容整理
非常感谢贝多广老师，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受潘功胜副行长的委托，跟大家表达两个意思，一是感谢人民大学银行业协会和小贷公司联合举办的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对他的盛情邀请，第二是表达一层歉意，由于受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出国有公务，不能前列，只能请我来代为做一个闭幕致辞，当然水平达不到，请大家谅解。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和金融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早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的深改决定，就明确要求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发展普惠金融。为了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难、融资贵以及金融服务的单一化问题，人民银行持续利用差异化、不同的工具，如差异化存款准备金率、支农支小贷款等等，引导金融资本服务于小微企业的发展。银监会也加强了对金融机构考核，从2010年开始，持续要求商业银行实行两个“不低于”，即小微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此外，银证保三会也对涉及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创新给予了支持，特别是互联网层面的金融创新，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三会”，都是持鼓励创新，同时要关注风险的既积极又审慎的态度。我谈三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在座的同事们参考。
第一，我们国家特别需要发展普惠金融。国外发展普惠金融的历史是比较漫长的，十五世纪意大利天主教堂就曾通过典当行服务于社区的低收入群体，使低收入群体免受高利贷的桎梏。十八世纪爱尔兰建立了贷款基金体系，为没有抵押贷款的贫困农户提供小额贷款。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家都知道，孟加拉乡村银行等机构金融模式逐渐推广到了保险信托等金融服务领域，推动了全球微型金融的有效发展。二十一世纪以来，微型金融的发展使更多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扩展到了长尾客户，使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和可得性得到有效提升，传统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能够以合理价格获得金融服务，为其摆脱贫困、提高生活质量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由此微型金融逐渐演变为普惠金融，并纳入了各国政府和金融当局的视野。现阶段，我们国家正处在经济发展和转型阶段，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我们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原因如下:
1. 大国经济特征，决定了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根据2014年发布的《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的数据，参照国际标准，现阶段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两个亿，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居民享受的金融服务明显不足，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中低收入居民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助其早日脱贫。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也就是要求发展普惠金融，提升我国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2. 体制机制转轨需要我们国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随着体制机制转轨，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金融体系的基础更加牢靠，各类金融机构的金融利润在过去几年明显上升。但是，单个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市场化运作，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我们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当中，一些金融机构从农村和边远山区撤离，严重削弱了中低收入群体应该获得的基础性金融服务。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发展各类新型金融组织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为中低收入群体和边远山区居民提供有效金融服务，有助于弥补体制转轨过程当中市场化金融机构的过度市场化经营和过度利润追求导致的基本金融服务不足，有助于提升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的社会责任感。
3. 经济转型要求我们国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加速经济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主体面临的现实挑战。而大家知道，小微企业是我们国家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4月末，我国拥有7200多万个市场主体，其中企业1928万户，个体工商户5139万户，个体私营经济吸纳了2.6亿从业人员，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主体是谁，我们金融服务的对象就应该是谁。但现实当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各类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更容易得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并对小微企业形成强大的信贷挤出效应。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末，我们国家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94.43万亿，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2.05万亿，占比23.35%，远低于小微企业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就是说小微企业创造的单位GDP所获得的信贷支持远大于大中型企业。因此，发展普惠金融，可以缓解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释放小微企业成长和创新活力，在推动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能够为经济转型注入新的催化剂。这是第一点认识，我们国家为什么迫切需要发展普惠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