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随着次贷金融危机爆发和全球政治经济发展面临困境，近些年来，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美国主导的经济“市场”规则和政治“民主”规则。尽管没有统一的结论，但是，反思本身说明没有终极的唯一正确的体制和模式能够适用于全球。所有制问题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公有制、私有制的优劣在理论上有很多争论。现实中，各国基于各自的基本社会制度选择所有制的制度安排。
西方国家公有制经济发展变革启示
从实践来看，所有制的变革和调整是决定各国社会经济长远发展或一段时期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有非常经典的案例。发达国家最有名的莫过于发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英国撒切尔时代的私有化浪潮。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英国先后出售了石油、天然气、航空、机场、钢铁、供水、造船、电力、公共汽车等政府经营的公司。撒切尔夫人执政17年，私有化涉及约50个行业，涵盖2/3的国有企业，这些公司在私有化后，适应市场能力增强，经济效益得到普遍提高。政府维持国有企业运行的经济负担减轻，通过出售国有企业，直接获得的总收入超过600亿英镑。私有化成为那一时段广为称道的政策举措。
新兴市场所有制变革，如东欧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快速将东欧国家推向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俄罗斯在实施“休克疗法”的过程中，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促使俄罗斯国力迅速衰退和此后长期的经济低迷。直至普京总统上台后的强力改革，俄罗斯经济才逐渐走上恢复、发展的轨道。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恶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为控制危机蔓延，美国和欧洲等国政府制订了金融业救助方案，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运用财政资金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注资并对其债务提供担保，换取被救助金融机构的优先股或普通股，甚至控股权。同时，对被救助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和信贷投放等进行干预。
英国政府在2008年10月8日宣布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优先股，2009年1月19日英国又公布第二轮金融救助方案。根据该方案，在英国注册的有权接受贷款且资产在250亿英镑以上的金融机构可参加该救助计划，有关银行可通过支付现金或向政府派送优先股换取政府对其相关资产的担保。经过上述救助，英国政府成为诺森罗克银行、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Bradford &Bingley)、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莱斯TSB银行的最大股东。
英国政府熟练地操持了一些重要的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以及随后的私有化过程。以诺森罗克银行为例，政府通过以下方式取得股份:英格兰银行向诺森罗克银行提供250亿英镑紧急援助贷款，后英国政府宣布将借给诺森罗克银行的贷款转为债券，以便为私营买家收购诺森罗克银行铺平道路。由于重组收购报价大大低于市值，商业收购有可能使英国政府通过英格兰银行提供的贷款无法全部收回，而让私人投资者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财政大臣宣布暂时将诺森罗克银行国有化。从国有化股份的后续处理看，2008年，诺森罗克银行完成国有化，由金融投资署管理其国有股份。2009年起，诺森罗克银行开始寻找潜在买家，并于2011年底被维珍基金成功收购，重新成为私有银行。
而在莱斯TSB银行案例上，政府为莱斯TSB银行2600亿英镑不良资产提供担保。作为提供担保的条件，英国政府在该银行中的股份由43%上升为至少65%。如果该银行向政府发行的B类特别股份转为普通股，政府所占股份则增至77%。政府拥有表决权股份将限制在75%。英国金融投资署分别于2013年9月和2014年3月出售其持有的莱斯银行集团股份，其中包括13.8%已发行股本和36%原始股权。2015年，政府所持莱斯集团公有股份降至17.9%。
至于苏格兰皇家银行，政府为苏格兰皇家银行3000亿英镑的资产提供担保。作为担保的条件，苏格兰皇家银行向政府发行B类特别股份，最多筹集255亿英镑资本，这些股份可以转化为普通股。英国政府最多拥有该银行95%的股权，但财政部表示其投票权比例不会超过75%。2014年，英国政府仍然通过英国金融投资署持有并管理苏格兰皇家银行81.14%的股份，但是其投票权限制在75%，以保证银行仍能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运行。
各国的实践表明，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尽管纯粹的市场派对这一观点并不认可。在2008年危机这一残酷的现实面前，聪明的政治家们还是不得不妥协，政府要出手，政府通过直接持有或控制一些重要的机构或资产成为稳定市场秩序、恢复市场信心的不二选择。
一直以来，对公有制经济批判的一个重要焦点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难以建立起来，缺乏决策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等。但对2008年发端于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最大的批评声音是以华尔街金融机构为代表的美国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华尔街的薪酬激励制度及职业道德饱受非议。奥巴马总统曾于2009年1月公开抨击华尔街金融高管“可耻”和“极端不负责任”。2014年7月，奥巴马在媒体上批评称，高额奖金鼓励交易员“冒巨大的风险”，这伤害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2011年9月，纽约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并迅速席卷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抗议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和金融高管的贪婪，社会财富分配不均。
美国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华尔街的机构当然也应该是位居公司治理机制的典范之列。市场经济的完美程度和这种典范标准，在危机的冲击下也充分暴露出其局限性。
如果从更广泛的层面看，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仍然有一些难解之题:发达国家摆脱不了经济周期波动，在危机救助时往往措施不力。目前，普遍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福利的缺口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社会养老金的缺口越来越大，各国在医疗保健支出方面普遍入不敷出，提高税收、减少支出又将使执政党及候选人面临选票压力。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和巨大的建设资金缺口成为制约经济起飞的重大障碍；由于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人口贫困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难以实现突破。
通过梳理国际经验，可以看出公有制经济在不同国家的融合程度或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对委托-代理关系、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短期利益-长期利益、市场效益-社会效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平衡处理及价值理念的认可程度，发达国家对有效管理公有制经济并没有找到一套有效的办法，或者说，它们没有有效管理公有经济运行的环境。所以，到目前为止，终极的处理方式就是出售。对于市场的失灵，除了需要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手段外，必要时，还需要通过政府的直接持有才能解决问题，待问题解决后再进行出售。尽管围绕公有经济的重组总是市场中不绝的主题，但是，国有化-私有化-国有化-私有化这种循环往复管理模式的社会成本并没有人进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