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经济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它能否维持增长的活力
新中国建立后，依靠公有制经济和党的领导体制，我国政府维持着极强的领导力和执行力，迅速地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原子弹、卫星等高端科技领域实现突破，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改革开放全面激发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中国经济维持了30多年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很好地实现了各类所有制并存和融合发展。公有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稳定和实现在全球影响力的核心，民营经济的活力和适应力是解决中国就业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调控力，经济始终保持着相对平稳的状态(从GDP增长、通胀率和失业率等指标综合看，在全球表现最为突出)。
尽管市场上对2008-2009年4万亿投资有很多负面评论，它也的确对当今一些领域的产能过剩和资产价格虚高等问题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从当时全球环境看，这一政策对维持市场信心，对我国经济成功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其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此过程中，再次看到了国家控股的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在积极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所起的作用，调控政策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这种情形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投资者的全面紧缩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规划(调控)和市场的平衡点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目前，理论界有一种倾向，喜欢把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类问题简单归咎为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国内如此，国际上的理论及舆论倾向同样如此，如最近世界银行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时指出，中国“政府通过行政、价格控制……对金融机构的所有权广泛干预和直接控制资源配置”，“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所有权和控制阻碍了国有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扭曲了其战略”(The World Bank:China EconomicUpdate，June 2015)。姑且不说其论述与实际运作情形的差异，这类判断是源于不同分析范式推论的结果。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运行效率(包括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消除贫困(包括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贫富差距)，社会养老问题和国家更加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问题的共同特点是社会性、外溢性和长久性。从这些方面看，公有经济的发展仍然会起到独特的作用。比如在消除贫困方面，公有经济主导的交通、能源、金融、医疗等方面的建设和提供的服务一直是兼顾到其所承担社会责任的，而不是一味着眼于投资回报。国有企业的就业安排往往要考虑到社会责任问题，国有企业的薪酬设计是各类所有制企业分配体制中最注意公平性的，即使在完成股份制改革之后，仍然控制了最低和最高收入等级的差距。而且，到目前为止，收入主体部分都是基于劳动报酬所得。国有企业税收和分红有规范的制度保证，能够得到落实。在市场规则下生存下来的企业若能保持持续的税收和分红，则可以为补充社会养老提供持久的支持。相比较而言，一次性的出售收益，则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长远问题。
所有制决定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不能取代技术的作用，也不能取代管理制度的科学设计。换句话说，在基本制度之上，一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该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和经济管理制度的合理配套密切相关。
公有经济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它能否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和维持增长的活力。这主要由几个核心因素决定:所处的行业是有市场需求的，在技术上能够跟上科技发展潮流；在市场环境下，要有控制成本的机制，能够建立可持续的商业运行模式；保持机制的灵活性，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薪酬激励机制，能够吸引和留住一流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