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顾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展现出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鲜明特色，其中最显著者，当推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同时出现且内洽地持续数十年。这一现象是如此之独特，以至于国际社会将之称为“中国之谜”。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揭示的理论逻辑具有全球意义，因为它引领一个曾经“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大国，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资金短缺。
改革激发储蓄意愿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储蓄严重短绌的国度。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7年的“洋跃进”之所以给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破坏，就是因为“跃进”所需的国内投资远远超出了国内储蓄可以支撑的水平。陈云同志在1981年的国务会议上，就曾以“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朴素语言，阐明了国民经济运行中储蓄与投资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的关系。因此，有效地动员储蓄并藉以支撑高水平的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号任务。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展开且相辅相成的话，那么，这些因素的“风云际会”，则显然缘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稳步提高。就此而论，中国奇迹之关键，就在于创造出了一套有效动员和配置储蓄的体制机制，从而形成对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正向激励机制。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过渡的历程。在中国，这一历程采取了渐进分权模式。这种资源配置权力的分散化(“分权”)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政府向企业和居民户分权，使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大众创业、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经济性分权”，它代表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分散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旨在赋予广大微观经济主体明确的产权，激发其储蓄、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是一种各级政府间的“行政性分权”，它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重新配置，旨在大规模激发各级地方政府动员储蓄、发展经济的主动性。
实践告诉我们，渐进式的分权改革无疑是务实、稳健和成功的。分权的过程向微观经济当事人赋予了产权，为其开展经济活动创造了激励相容的框架，从而刺激了储蓄投资的动力，使之焕发了经济的活力；而渐进的方法则让包括决策者在内的所有经济当事人都能够有一个对新事物不断探索、试错、总结和逐步熟悉的过程，而新机制也就在这种渐进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起来。
改革的不断深入，无疑从制度层面推动了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
首先，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投资主体从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向多元化主体转变。投资主体的转变，意味着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发挥作用。这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上升，提高了投资的效率，而且也大大激发了广大微观经济主体的储蓄积极性。可以说，企业的“企业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支撑我国高储蓄和高投资，进而支撑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制度因素之一。
其次，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得就业人口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逐步减少。在需求侧，这些改革使得需求向市场转移，必然要求居民预先增加储蓄，提高自身支付能力。此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和福利、养老一体化的体制相比，市场化改革可能还会造成劳动人口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上升，因而会额外地增加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在供给侧，供给主体的转变和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逐步取代，极大地刺激了全社会的投资。制造业投资激增自不待言，住宅、养老、医疗、教育等长期被屏蔽在政府投资清单之外的广大“民生”领域，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大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