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新国际储备货币提供流动性支持
2014年10月，美联储先于欧央行和日本银行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尽管欧元区和日本作为主要经济体，目前量化宽松政策还在继续，未来退出时机取决于两个区域经济复苏的速度，笔者初步判断，一个全球流动性缓慢“萎缩”的长周期即将到来。
从总量上看，以SDR计价的全球流动性、全球基础货币的增速都在逐步降低，同时全球货币乘数也在持续下降。
长周期中，全球基础货币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四大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可能相对于本国GDP规模无限制无节制扩张，而事实上。当前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开始收缩，随着欧央行和日本银行的退出，全球基础货币会出现断崖。
过去和未来一段时间，全球货币乘数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一是主要经济体仅实现了温和复苏，经济增速较慢、去杠杆压力较大，商业银行惜贷；二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比如，新的流动性监管措施LCR，降低了金融机构做市的动力(比如《多德—弗兰克法案》)；三是全球安全资产缺乏，主要发达经济体实行量化宽松购买了大量安全资产，导致市场可获得的安全资产不足、抵押流动性缺乏。上述因素叠加，可以预计，随着今后四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收缩，总量上全球流动性将随之收缩。
结构上看，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等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流动性在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开始分化。我们判断，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美元日益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成为推动全球流动性加速向美国集中的重要动因。这对于全球其他区域而言，无异于流动性抽离。对于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而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为这些区域造就了一个美元硬货币、相对高利息(当前仍处于加息预期阶段)的外部环境，而欧日继续宽松的政策效果一定是本币疲软、政策利率维持低位。这一差距，足以引致大规模基于“套汇”和“套利”动机的投机交易；即使仅从投资实体经济的角度而言，美国经济当前低通胀、相对高增长的走势，也足以吸引来自欧洲、日本银行体系和大型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性需求，这些都无疑会推动全球流动性向美国汇集。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全球流动性抽离和结构性错配的影响更加负面。对于巴西、阿根廷、智利、印度尼西亚、南非、俄罗斯等大宗商品出口国而言，由于全球流动性下降和美元走强的双重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已为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蒙上阴影，且情况很难短期改善。本币贬值及其预期，加上全球商业银行和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资金重新配置，一旦引致资本项目下的资金外流，无疑将对其国际收支表的平衡及宏观经济稳健增长带来极大挑战。有限的外汇储备一旦被耗尽，这些经济体将进入本币贬值、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对于东亚那些积极参与了国际产业分工、有一定制造业基础的国家而言(如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柬埔寨、越南)，全球流动性下降的影响要小于大宗商品出口国。美元升值(本币相对贬值)和美国消费增长有可能带来经常项目顺差，国际收支改善。但本币贬值对资本项目下资金流出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特别的，当这些国家资本金融账户流入的资金趋于短期化、债务化，而不是较为稳定的长期FDI流入，国际金融市场上资金配置发生向美国集中的大逆转，且贷款利率水平由于美国未来加息预期日渐上升，短期资金外流和债务负担加重会削弱经常项目改善对积累外汇储备的影响。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结汇是国内投放流动性的基础，外汇储备增速下降通过影响国内流动性增速，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将有所减弱。综上所述，即使短期看，全球流动性在总量上不会迅速“枯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短期流动性过剩交织的现象，但长周期来看，除美国之外其他区域的流动性下降将成为未来一个漫长周期中不争的事实。
如果对于上述结构性特征判断正确，那么一个全球流动性逐步枯萎时代，需要除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外的其他货币提供流动性，而人民币正是国际储备货币俱乐部中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因为，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GDP的占比日益提高，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全球第六大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全球第七大外汇交易货币，全球第六大国际新发债券货币，在国际债券余额中排名第八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