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到2015年，汇改10年也是中国经济和金融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10年。在这些变迁中，有些与汇改关系较远，但有些则密切相关，比如中国对外金融资产结构的演变。
在汇改起点的2004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规模较小，国际储备资产居多。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04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9291亿美元，与当年GDP之比不到45%。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四个组成部分中，对外直接投资527亿美元，占6%；对外证券投资920亿美元，占10%，而且全部是债券投资，没有对外股票投资；对外其他投资1658亿美元，占18%；由央行经营和管理的国际储备资产6186亿美元，占66%。
2014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虽仍以储备资产为主，但其他各类资产的占比已明显上升，对外资产结构更为多元化。2014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64087亿美元，10年间规模扩大6.88倍，与GDP之比上升到超过60%。四个组成部分中，对外直接投资7443亿美元，占12%，10年间增加6个百分点；对外证券投资2625亿美元，占4%，减少6个百分点；对外其他投资15026亿美元，占23%，较10年前增加5个百分点；储备资产38993亿美元，占61%，减少5个百分点。在这10年间，储备资产的占比曾在2011年末达到最高的69%，其他三类资产的占比达到最低的31%。2011年这个时间，是揭示汇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金融结构变迁关联关系的一个关键时间点。
汇改10年，聚光灯下是人民币汇率，但在幕后更重要的角色是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行长周小川曾以“中医”来比喻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纠正，言其温和渐进，讲究配伍。在这个中医药方中，人民币汇率是其中重要的一味“药材”。与劳动力价格和出口退税等财税政策这些其他“药材”相比，汇率具有可加可减的灵活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等特征。既然是医治经济结构失衡的中药材，那么人民币汇率既要尽可能保持渐进，不能快速升值贬值而成为“猛药”；也要在结构的调整中发挥药效，虽然药效平和，润物无声但不能毫无疗效，成为事实上的“安慰剂”。在多变的内外经济环境中，力求掌握这个节奏的正是央行，其行为变化是揭示汇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金融结构变迁关联关系的关键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