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是改革关键年，多位知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2015年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改革红利和新增长动力。
1月10日，由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委会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陆家嘴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15位中外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齐聚中心，纵论新常态下中国改革红利和增长新动力。国务院参事夏斌认为，“要正视现实，看到经济发展逻辑，也要看到新的改革和创新所释放的强劲增长动力”。
经济增速下滑防范多重风险
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期，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速降至7.4%。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各类经济风险或在今年迎来爆发，其中包括企业产能过剩不断积压、政府债务不断增长，金融领域的风险系数上升。2015年如何防范中国经济的风险？机遇在哪？
在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看来，2015年经济增长还会有进一步下滑，增速大概降至7%上下。“从短期来看经济下行压力最大的力量来自于传统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下滑，尤其一块是制造业投资，一块是房地产投资，这两块的投资增速仍然会进一步下滑。”
朱海斌说，2015年工作思路上一定会强调防范底部风险，一是经济增长的底部风险，另一个底部风险就是金融体系的风险。“目前中国经济企业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债务的增长非常快，如何防范金融体系出现地区性甚至是系统性的风险仍是非常主要的任务。”
在夏斌看来，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经济增速的换挡，既要正视现实又要看到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增长潜力，“客观上我们在简政放权，在发展新行业、新领域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也已经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慢慢的发生变化，朝好的方面进行结构调整。”
2015改革的着力点
2015是改革关键年，首先是地方政府改革。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表示，政府首先是从历史上的改革去着手。今年一是投融资体系的改革，如果说过去十来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靠信贷体系支撑的，是债权融资的市场支撑了过去的快速增长，未来20年则是创业的时代，是一个股权融资的机制。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是偏高的，要降低资产负债率，现在注册制是众望所归。其次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是政府如何调整财政支出。这不仅解决老百姓的消费问题，而且改变消费预期，而消费是2015年最重要的增长马车。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此轮改革的核心就是投融资体系的改革。7万亿也好，10万亿也好，投资项目容易，关键是如何融资解决这些需求，包括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再加上所谓的投资便利化，PPP融资平台等。
而在金融改革领域，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金融改革方面，希望放松管制，打破审批，让直接融资规模可以得到进一步扩大。朱海斌认为金融的改革，一个是存款保险制度，一个是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则表示，改革中应关注央企改革。央企改革目标是要打造一套核心的产业结构来替代房地产业，成为国家核心资产。
此外，土地流转和价格改革也是首席经济学家关注的2015年改革领域。
“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
自上海自贸区之后，中国又批准了三个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国对外投资的政策正在加快松绑，汇率市场化步伐也在加快，这一切又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同时进行，另外，沪港通、前海金融政策开放、天津、苏州私募股权投资的试点，以及RQFII等都在加快试点。
在夏斌看来，这些政策一方面是消耗过剩产能寻找海外市场，稳定国内增长，稳定国民就业，另一方面，主要是应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如何进一步开放金融，如何在金融开放当中巧用人民币的国际化因素，也对中国经济提出新的挑战。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说，与过去以商品输出为主，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可能会以资本输出带动整个对外的商业、贸易和投资。“而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和自贸区不仅是经济层面，还有政治以及游戏规则等方面的改变。”
林采宜认为，作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试验田，自贸区要真正可以成为中国和全球金融市场接轨的桥梁，最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如果人民币无法成为国际货币，无法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愿意持有的货币，我们离金融大国的距离还很远。”
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人民币资本管制开放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就汇率浮动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大，这不仅是中国利率市场化、金融开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对外开放更上一层楼。“中国对外开放今年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并购，进行全球布局，对一带一路实质性的进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方向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中国金融市场面临错综复杂形势的一年。
2015年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走势会怎么样，而什么事件又会影响央行的操作？
在夏斌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回答中国经济的今天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型，旧常态当中有哪些教训要吸取，留下了哪些问题和风险和如何化解，当前稳定经济和稳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刘煜辉认为，新常态货币政策的指向是要跟上和适应经济下行。走需求下行转型调结构的节奏，也就是说，降息降准交替的通道应该已经形成和明确，未来降息降准会交替进行。
在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看来，现阶段的中国货币政策主要是以防控风险为主，而不是稳增长和刺激增长为主，“从促增长和降风险角度来说，企业盈利比较低、产能过剩，企业的信贷需求比较差，而债务杠杆比较高，企业需要钱，更多的是去还债而不是扩大投资。”
汪涛说，在企业债务杠杆高启、通缩压力加大、价格下行的情况下，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上升，因此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解困，必须要降低融资成本，要降息。
不过，沈建光认为，降准降息非常自然，也完全不是刺激，但问题在其他条件没有准备好的情况，如果降息的效果第一次不很明显，而市场特别期待的短期内降准降息的愿望会落空，央行又会回到定向调整。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下调准备金率至少有六个理由，除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外，还可以在外汇占比增速持续放缓的情况下维持流动性，以及推进利率市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