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改革展望：钢丝上没有回头路

赵建 中国金融信息网人民币频道特约专栏作家

摘要: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改革关键、反腐攻坚三重历史使命叠加的年份。从改革模型的技术分析来看，由于是在技术前沿的“钢丝”上向社会最优点移动，走回头路的风险比向前的风险更大。2015年，“性价比”高、边际冲击小的金融改革将首当其冲，财税改革则是重中之重，在我国施行了20年的分税制可能会有较大的突破。从反腐的力度可以看出改革的决心，反腐对改革具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如果基建投资能够封住维稳底线，当前的反腐力度预示着2015年改革将会有惊艳的表现。

中国人从来不乏改革精神，中国历史也从来不缺少改革家。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压阵下的管仲变法，以商业的逻辑重构齐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最终成就葵丘之盟佳话；秦孝公支持下的商鞅变法，废井田、立郡县、严军法，按照法家的思路改造秦国的国家军事功能，最终完成统一七国伟业。之后，桑弘羊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戊戌变法等等改革励志轶事，虽成败得失毁誉参半，但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一笔笔智慧财富供后代改革家“镜鉴”。

转眼间，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到2015年的路口。无疑，改革将是这一年的关键词，改革家将是这一年的关键角色。站在大历史的视野回望前瞻，如同马克吐温所言，历史不会重演，但是踏着同样的旋律。2015年将在什么样的旋律里奏响改革的舞曲，是舒缓的肖邦夜曲，还是昂扬的贝多芬交响乐，我们听不见未来的声音，但是能够把味历史的回响，在战鼓阵阵的余韵里遥望一年的征程。

一、改革的逻辑

从制度变迁的动力学模型来看，改革源自于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制度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也就是如果将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当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要求关系重构以后，有的制度供过于求(过时)，有的制度则供不应求，于是形成一个制度缺口引致生产可能性曲线无法顶到前沿(帕累托无效)，或者在技术前沿生产但不与社会偏好曲线的切点重合，甚至超越技术前沿透支社会和环境资源(约束条件的不完备)。这种缺口就是发生制度变迁或改革的内生动力之源，但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按照社会最优的思路转换为显性的结果，则是众多改革家不断思考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第一种情况，由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移动主要牵涉到解放要素数量增长的体制性束缚，除非有顶层设计下的社会偏好硬约束，否则一般不会涉及到结构和存量问题，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较小，或者在可能性曲线的外推过程中，既得利益者的所得远远大于损失，这是我国初期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图1 二维坐标下制度变迁的简化动态

然而增量改革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思路下，阶段性最优路径的叠加形成的并不是整体的社会最优，这在运筹学里有更加技术性的证明。在要素生产力解放过程中，个人商业价值的充分鼓励(黑猫白猫论、部分先富论)与社会成本的软约束(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共同推动要素组合充分享用各种红利(人口、全球化)向技术前沿飞速移动。但当各生产单位一旦抵达技术前沿而无法再实现增量扩张后，问题就来了:社会生产要素组合的坐标与社会偏好曲线的切线相距甚远，也就是在巨大的宏观总量掩盖下存在着深深的结构问题。改革所要做的事，就是推动生产可能性组合在技术前沿上向社会偏好曲线与技术前沿的切点转移，这种移动无异于走钢丝——一旦从技术前沿上跌落，就很有可能发生硬着陆的风险(发散性通缩陷阱)，这还没考虑对既得利益者的赎买成本。

但是，一旦改革的步伐在钢丝上迈出，除非保守派的利益固守将博弈的结果锁定，改革派将只能勇往直前——钢丝上走回头路的风险更大。站在这个逻辑视角下，我们对处于关键年份的2015年的改革应该寄予更高的期待。

二、2015年对改革的几点判断

总体来说，对于2015年的改革具有以下判断:

(一) 金融改革将首当其冲

就像重力总是使物体向下坠落，改革的大场景内“性价比”高的领域总是首先被青睐。金融改革为什么性价比高?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好多年，前期的基础工作和准备做了很多，改革的边际成本或者风险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接近20年，就差最后临门一脚放开存款利率。当前，已经市场化的资金包括理财、同业、互联网金融等迅猛增长，管制利差在隐性营销费用的冲抵下已经形同虚设，如果通过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将定价纪律稳住，那么今年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是大概率事件。在汇率端，双向波动已呈常态，央行的外汇市场公开操作水平和经验也越来越高，中间价的预期管理技术运用的越来越娴熟，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汇率及资本项目方面的改革在今年可能有超预期的表现。除此之外，互联网金融和民营银行等体制外主体在迅猛发展之中。总之金融体系的改革由于在新兴技术的支持下能够采取外围倒逼的模式，所以改革的阻力小，性价比高，在今年会首当其冲担任改革的“排头兵”。

图2 商业银行已市场化资金发展迅猛

图3 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加大

(二) 财税改革是重中之重

熊彼特说财政是理解一切制度变迁的关键。站在这个观点之下我们回看历史，发现无论是管仲，还是桑弘羊、王安石，皆是在财政遇到显性或隐性困难的情况下启动的改革。当前，若不考虑养老金缺口、地方隐性赤字，我国的财政基本上处于稳健范围，尤其是中央政府赤字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存在的问题是，当土地财政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财政收入急速坠落，但社会保障的刚性支出却在不断增长，再加上地方隐性债务逐渐显现，未来几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发生爆发式增长。由于一方面财政危机感是推动改革达成共识并形成一致行动的关键(政府日子不好过了，穷则思变)，另一方面财政资源也是推动改革尤其是存量改革的经济基础，因此我们看到的趋势是，财政权力和资源正在向拥有改革主导权的中央政府倾斜。由于本次改革需要宏大的顶层设计，因此让有动力、有责任改革的中央政府掌握财政资源，恰恰符合制度变迁动力学中的激励相容原理。去年43号文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清理存量债务，硬化预算约束，规范发债手段，上收发债权利。而2015年，我们很可能看到央地博弈下近20年的“分税制”出现较大的变革，我国的财税体制将向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渐行渐近。

图4 财政收入急速跌落

图5 土地收入下降是地方财政最大的风险

(三)改革的程度看“危机”的程度

危机倒逼式的逻辑贯彻始终，这也符合微观主体的行为假设——当预期到当前的生产结构无法承载既有的最大化目标的时候，在约束条件束紧的掣肘下就会产生对制度变迁的公共诉求。历史上的改革案例也给予了实证上的支持，无论是齐国还是秦国，在改革以前基本都是穷国、弱国。而桑弘羊、王安石的变法，也是国库几近枯竭下的无奈之举。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也是因为农业生产率极度低下，粮食产量难以自给，国有企业连年亏损成为财政包袱，政府下定决心搞“承包制”；对外开放，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外汇再买国外的技术，只好采取FDI的形式搞“招商引资”。倒逼式改革无可厚非，这是“理性人”政府在既有的风险和成本约束下的最优选择。按照陆磊教授的话来说，危机是达成改革共识的必然条件。十八大以来改革的共识之所以能够快速达成，很多程度上“归功于”旧的增长模式下无法回避的环境问题、债务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从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趋势来看，过去两年去产能、去杠杆带来较好的市场出清效果，清理了一部分僵尸企业。2015年这方面的工作还会继续，虽然有基建投资等维稳政策兜底，但增长中枢仍然还会下移，当前各界普遍预期2015年GDP增长率会下探到7.2%左右。这种下探当然不能说是“危机”，但是很多寄生于“旧常态”下的经济模式将会很难过，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即使保守派也会产生改革的诉求。我们认为“7%左右的GDP增长率+1.5%左右的CPI”，是改革较为理想的土壤，高了大家重新不思进取，低了产生硬着陆风险。这样，2015年的新常态环境，如果能形成“稳定搭台+改革唱戏”的局面，在温度和湿度上较去年将更有利于改革之树的成长。

图6 经济新常态下行趋势未改

(四)改革的力度看“反腐”的力度

管仲变法成功，靠的是齐桓公的支持；商鞅变法成功，靠的是秦孝公的力挺。同样的道理，汉武大帝支持桑弘羊，宋神宗支持王安石，且不管变法效果如何，当时的过程是很给力滴。我们这个时代的改革开放，也是在邓小平整合党政军资源后顺利开启的，“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样的改革最强音，至今还让守旧派听起来胆战心惊。当前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以前不敢想象的重量级大老虎都被牵出，可见反腐的决心和能力，也折射出上层建筑的稳固和自信，而稳定有力的政治环境，恰好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因而，现在来看2015年，反腐和改革看似分别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两条平行线，但我们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反腐的力度直接决定改革的深度:一方面，反腐主体与改革主体处于统一阵线，能够为改革攻坚克难提供权力和组织保障；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也是腐败行为暴露的过程，在产能和债务的处理过程中，很多腐败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这样就形成了反腐和改革相辅相成、同时推进的双管齐下的局面。因此，从当前的反腐力度来看，我们应该提高2015年的改革预期。

图7 反腐力度持续升温

(五)2015年改革的简版菜单

2015年的改革将会全面铺开，下面我们简要梳理一下改革菜单，主要有以下五大领域:

三、结语

当前的改革是在技术前沿上进行的结构调整，较三十年前生产可能性区域内的增量改革有很大的不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强大的执行传导。2015年，“性价比”高、边际冲击小的金融改革将首当其冲，利率市场化和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可能会提前完成；影响到财政问题的财税改革将是重中之重，延续了近20年的分税制可能有大的突破。反腐与改革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当前的反腐力度预示着2015年改革将会有惊艳的表现，因此我们应该提高对改革的预期，在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下，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去看中长周期的变化。

(作者系系青岛银行经济学家，闻道智库发起人，金融学博士后，山东大学硕士生导师，新华社特约分析师，人民日报海外网专栏作家。本文不代表所属单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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