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结构调整并不矛盾
上海证券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当下最热的词汇，您对此是怎么看待的？
余永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概可以理解为结构改革吧，结构改革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劳动结构、产能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概也包含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变人力和资本投入驱动为创新驱动、改善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等。供给面的结构改革必然包括对某些工厂和生产设备实现“关、停、并、转”，即对现有资本存量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供给结构合理化，必须调整需求结构，只有这样，未来的供给结构才能变化。例如，旧产业的淘汰和新产业的发展是要靠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实现的。在调整需求结构的过程中，很难避免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例如，在房地产投资减少的同时，消费需求未必能够相应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产能过剩。但是，此时的过剩产能（如果钢铁产能过剩）并非完全无法利用。如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部分产能中的相当大部分就可以得到利用。而基础设施投资，如果计划得当，不仅可以弥补因投资结构调整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且可改善未来供给结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很大、公共产品供给匮乏。只要规划得当，基础设施投资并不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和经济结构的恶化。把北京的地下管线修得好些，把地铁的安全隐患减少些，把城际交通搞得更为现代化些，总不至于会恶化经济结构吧？相反，稳定经济和收入增长是为结构调整的深化奠定坚实的基础。需求管理同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总之，供给面的结构改革不排斥需求管理，需求管理也不排除结构调整。
上海证券报：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五大任务，即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余永定：中国的去库存现在主要是指房地产去库存。2015年房地产库存一直在增长。2015年末的商品房待售面积7亿平方米，占平均商品房年销售额的54%。但是，尽管库存增加，房价却并未下跌。这种状况难以持续。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去库存必须伴随价格的下跌。除少数国际化都市外，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大概终究难以避免。政府恐怕应该为未来房地产价格下降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设计好预案。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去库存非常必要，但在短期内，去库存并不能抑制经济增速下滑。此外，去库存主要是企业的事情，政府作用是辅助性的。当然，在发生危机的形势下，政府可能不得不入市干预。
同去库存问题相比，去产能的含义可能会引起更多争议。产能，顾名思义是生产能力，而生产能力又是同资本存量相联系的。过剩的产能可以包括两部分：永远无法使用的产能（死产能）和由于暂时的需求不足导致的闲置产能。第一类过剩产能是无效产能。例如，生产电子管显像管的产能是无效产能、死产能，应该在物理上消灭和从统计中扣除。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产能的产品没有需求，不会造成物价下降压力；去掉这部分产能也不会导致物价上升。第二类过剩产能并非无法利用，而是当期需求（需求曲线左移）减少所致。这类产能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在价格下降过程中，一部分竞争力较差的企业完全或部分退出生产，相应产能被闲置，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剩产能。应该看到，供给量减少和产能闲置有助于价格稳定。但如果有效需求增加，部分被闲置的产能还会得到利用。
在过去，钢材过多就盖更多的钢厂。新钢厂需要钢材，可以吸收过剩产能。但新建钢厂在未来会提供更多新产出，从而使未来产能过剩更为严重。我们不能重复这种做法，但也不应该让所有过剩钢铁产能闲置。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增加有助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需求，使至少部分“过剩”产能得到利用。否则不仅资源浪费严重，而且会加重通缩压力。总之，去产能的重要内容是增加有效需求。
去杠杆应该是指减少企业债务。中国企业债务居高不下，对中国的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去杠杆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去杠杆意味着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的减弱，其结果也是PPI和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在目前，更重要的问题似乎是控制信贷增长速度。
降成本和补短板属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资源配置，这些措施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在当前情况下，两者都有助于摆脱通货收缩压力的不良循环。但降成本特别是如果涉及降工资成本，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复杂一些，需要进一步分析。
不难看出，尽管“三去、一降、一补”十分必要，但这些都不是针对通货收缩开出的药方。例如，由于需求不振，房地产库存迅速增加。尽管房价未降，面对住房需求减少的现实，房地产开发企业一直在压缩房地产投资（少盖房）。由于房地产库存居高不下，2016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第一要务必然是去库存。在把积压的房子卖出去之前，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不会盖新房的。由于房地产投资和相关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极高，如果房地产投资增速骤降必将严重拖累GDP增速。尽管“去库存”可以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度过债务难关，但“三去、一降、一补”解决不了经济增长因房地产投资增速锐减而急剧下降的问题。如果政府的判断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不会大幅度下降也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或者即便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也不要紧，则只要不在本应由企业决定的问题上越俎代庖，把政策着力点放在“三去、一降、一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政府就必须刺激有效需求，用政府部门的加杠杆抵消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防止经济硬着陆。
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目前主要问题是经济的持续下滑压力大。为防止硬着陆，摆脱通货收缩压力的不良循环是关键。通货膨胀对经济有很大的消极作用，特别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收缩可能比通货膨胀更难克服、延续的时间更长，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可能比通胀更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