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术上仍需要重视当前遇到的新挑战
一是大多数人对于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压力的持续性和严峻性，在思想和措施上准备不足。
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去较长时期，我国经历的是资本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现在看到人民币汇率波动难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尤其是市场习惯于一遇到压力，当局就强力维稳，而这次却交由市场决定，难免不适应。而市场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恐慌。
二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提高、政策溢出效应增大，政府有太多的两难甚至多难选择，政策出手难免有顾虑。
比方说，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较大幅度调整，当时国际社会可能不太关注中国的汇率政策变化。而现在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一举一动都举世瞩目，“8.11”汇改的市场化初衷就一度被曲解为竞争性贬值。
再比方说，以前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不大，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不高，怎么管理外汇，基本属于内部事务。而现在人民币已被纳入特别提款权第三大权重篮子货币，这既是对中国在改革货币和金融体系方面所取得进展的认可，同时也是对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鞭策。
三是现在经济更加市场化、国际化，许多传统政策工具已不复存在，即使存在，管理可能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得心应手。
例如，1994年和1998年时，国家还有强制结汇或者限额结汇的要求，现在即便把意愿结汇恢复到强制结汇，而因为出口可以收人民币，这一要求已经难以落实。
再如，1998年时可以限制购汇对外直接投资，而现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正如火如荼。
还如，过去个人因私出境一年才能少量购汇1000或2000美元，现在个人没有任何原因可一年购汇50000美元。而调整个人外汇政策一向非常敏感，1994年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动到个人外汇，仍允许个人全额保留外汇。
四是资本集中流出压力上升，基础国际收支顺差占比下降，稳定汇率的难度增加。
2015年，资本项目逆差（含净误差与遗漏）与GDP之比为-5.7%，高于1994年的3.9%和1998年的-2.4%。同期，基础国际收支（即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差额合计）顺差3703亿美元，分别为1994年和1998年的9倍和5倍，但基础国际收支顺差与GDP之比为2.7%，低于1994年和1998年分别为6.8%和6.9%的水平（见图2）。这意味着与前两次相比，当前应对资本集中流出，基础国际收支顺差提供的对冲能力减弱。
图2：中国基础国际收支状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注：基础国际收支差额=经常账户差额+直接投资差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