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严重失衡了，双赤字的不断扩大，使得美国必须寻找不断补充经常性逆差的来源，以确保其资本项目下的顺差。于是在九十年代，美国利用其话语霸权大肆炒作新经济概念，通过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并凭借其国家信誉，吸引日本和中国等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自1994年墨西哥经济危机以来，美联储每遇到金融危机爆发，总会习惯性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救市，结果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对世界经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对冲基金的兴盛。
随着科技股泡沫破灭和“9·11”事件，美国资本市场引资功能开始减弱。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政府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管齐下。一方面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连续大幅降低利率，2001年，美联储连续11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降到了40年来的最低水平，舆论的话评说是“打开了货币的水龙头”，美联储通过向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最终克服了因股市泡沫破灭造成的市场恐慌。然而，美利率连续几年的实际负利率，美元在市场上供大于求，使美元贬值。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财政上大幅减税，总计达1.35万亿美元，鼓励消费与投资。这些措施稳住了市场，避免了衰退。与此同时，美国通过房地产市场来保持资产价格上升态势，过剩流动性通过新的信贷工具流向房地产市场，一些房地产商与房贷金融机构为购房者的贷款放松条件，比如零首付、放宽还款期限，等等。这些贷款风险高，要求回报的利息也高，被称为次级抵押贷款。但在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的情况下，这些风险巨大的贷款的按揭利率也显得不高了，许多过去买不起房的美国人也开始贷款购房。上述措施缔造了美国经济的表面繁荣，也引爆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膨胀，最终酿成了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
为了挽救陷入危机的美国金融体系，美联储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了大量流动资金。现在看来，美国在危机发生之后有意为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在对外辐射周期性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分摊次贷成本。2012年之后，美国经济开始了实质性复苏，美国于是开始考虑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去年底开始了近十年来的首次加息，是美国基于本国经济基本面和全球经济格局变迁趋势做出的理性决策。表明美国为应对2008年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修复动作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亦预示着美国对本国经济体系获得的内生性增长动力的自信，更在向世界其他强势经济体发出一种强烈信号:美国依然主宰着全球经济与货币政策的走向，全球资本与财富配置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手中。
这是一个信贷支撑经济信心的后全球化时代，在全球未能摆脱美元的战略锁定约束条件下，如果美国继续放大美元周期的魔咒效应，如果本就免疫力不足的新兴经济体，不能扎紧金融防火墙，加上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竞争力持续下滑，则由美国加息引致的全球金融资产配置大转移而引致的新兴市场金融动荡，极有可能经由敏感的传导效应引发全球市场更大幅度的动荡，进而可能演变成全球新一轮经济危机。
假如这场危机今年爆发，则全球很难有真正的最后赢家。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