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将正式讨论是否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讨论的主要依据是IMF向执行董事会提交的有关技术评估报告。人民币如成功“入篮”并于2016年10月正式生效后，将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后的第五个SDR货币，也将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SDR货币。
人民币“入篮”的胜算有多大？
李志刚：早在2005年11月，IMF执行董事会就明确，SDR篮子的组成货币必须满足两个标准：一是货币篮子必须是IMF参加国或货币联盟所发行的货币，该经济体在篮子生效日前一年的前五年考察期内是全球四个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地之一；二是该货币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30条第f款（以下简称第30条f款）规定的“自由使用货币”。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完全符合第一个标准。人民币“入篮”的主要障碍来自第二个标准。根据第30条f款，“自由使用货币”是指被基金指定的一会员国的货币，该货币：（1）在国际往来支付中被广泛使用；（2）在主要外汇市场上被广泛交易。
人民币还不是完全可兑换货币，距离“可自由使用”尚有一段距离。目前，一种货币“可自由使用”常常被等同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然而实际上，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是加入SDR货币篮子的一个先决条件。例如，日元在1973年被纳入SDR货币篮子，但日本直至1980年才完成资本项目开放。
涂永红：IMF对SDR每5年进行一次审查，以此作为货币篮子调整的依据。2010年至2012年，人民币国际化处于起步阶段，国际认知度较低。直到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相辅相成，人民币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2013年至2015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份额上升较快。鉴于IMF在今年11月审查的是人民币在2010年至2014年间的国际使用情况，人民币的份额的确较小。IMF将SDR货币篮子调整审查期的结束时间推迟到2016年6月，也就是要把人民币在2015年的国际使用情况包括进来，这样，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地位就稳居前五名了。
IMF目前的规则是贸易与自由使用并重，要求人民币在取得较高贸易结算份额的前提下，在金融交易、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有更大突破。鉴于人民币在短期资本流动、个人资本流动方面还存在一定限制，加上中国的资本流动特别强调服务于实体经济，人民币衍生品和证券市场交易的份额并不高，如果IMF在审查时过度看重金融交易份额，不能前瞻性地评估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程度，人民币就可能在这轮审查中丧失机会。
人民币“入篮”后，一些技术性问题必须解决。例如，SDR估值需要明确构成货币的汇率，计算SDR的资产价值需要明确构成货币的利率。换言之，中国必须选定市场化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人民币的基准利率，人民币才能发挥其在SDR货币篮子中的作用。为此，8月11日，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基本由市场决定。财政部从第四季度起发行三个月记账式贴现国债，使其成为中国短期利率的基准，就从技术上满足了以上要求。
郭实·诗拉巴猜：2010年以来，中国通过各种项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沪港通、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配额扩大等等。2014年，中国超过20%的进出口货物用人民币结算，而2009年时几乎为零。此外，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也大大提升了人民币的使用率。
张明：今年以来，中国央行密集出台了多项政策举措，为人民币的“更自由使用”创造条件：6月，央行发布报告表示，将向外国央行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进一步放宽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投资，允许境外机构更自由地在中国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7月1日，中港基金互认机制正式开始实施；8月，央行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调整机制，使每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在更大程度上参考前一日收盘价；9月29日，央行宣布允许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10月8日，央行正式采纳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提高统计数据的透明度、可靠性和国际可比性，同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运行，有望实现24小时清算，覆盖主要金融交易中心；10月20日，央行在伦敦发行5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这是央行首次在中国以外地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央行票据，同日，中国银行在伦敦正式推出中国银行伦敦交易中心，并在北京、伦敦、新加坡三地同步发布中国银行人民币债券交易指数；10月24日，央行放开人民币基准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
资本市场开放方面，多项改革整体推进。国务院常务会议最近确定，在上海自贸区研究启动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境外投资试点，逐步提高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程度。继去年11月推出沪港通之后，目前深港通的多轮测试已经完成。今年9月，英国和中国决定进行伦敦上海股市通的可行性研究。
然而，由于中国尚未完全开放资本账户，尤其是在跨境证券投资、跨境借贷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方面，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自由兑换还面临一些限制，某些国家可能会以此为由来阻挠人民币“入篮”。今年11月，人民币“入篮”的概率预计约为66.7%。
涂永红：IMF态度积极，中国政府也努力承担大国责任，增加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人民币“入篮”实际上已无悬念，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如果不发生重大的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人民币在今年11月成功“入篮”的几率大约是80%。即使今年11月没有加入，明年6月也必定会加入。
张斌：不仅中国需要为之做准备，IMF的成员国也需要一些时间为一些细节问题做准备，例如，人民币“入篮”后，储备资产管理者如何调整他们的资产组合。
谢怀筑：中国人民银行已为外国央行进入中国境内市场提供便利。目前，很多国家的央行已经持有人民币作为一种储备货币，人民币“入篮”后，IMF的180多个成员国中会有更多成员国的货币当局增持人民币，将会进一步刺激海外的私人需求增长。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一种货币要成为储备货币，需要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例如开放的资本账户、灵活的汇率机制、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足够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规模等。有趣的是，尽管目前人民币还没有满足作为储备货币的全部要求，但它已经是一个储备货币了。例如智利、尼日利亚、南非、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等国的央行，都已经持有或计划持有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都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借此获得人民币而不是美元的流动性。
中国在国际贸易、融资及世界总体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其他国家想和中国交朋友。与人民银行建立货币互换、建立获得贸易所必需的人民币的渠道，并且与地位日益重要的中国人民银行建立流动性互换机制，都是合情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低成本的“赌博”。
人民币“入篮”带给中国和IMF的影响？
张斌：人民币“入篮”后，将有助于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提升人民币计价资产对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以及私人投资者的吸引力。国际投资者将增加一个全新的重要的投资货币，各国央行也可以增加储备资产的币种选择范围，有助于构建更加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
张明：这将有利于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中国政府、金融机构与企业到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将更加容易，发债成本更低；也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汇兑成本与汇率风险。
郭实·诗拉巴猜：目前，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各国央行不能把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并向IMF报告。人民币“入篮”之后，这个限制将被取消，届时，各国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需求也会增加。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人民币“入篮”将激励中国政府加快一系列改革的进程，在倒逼机制下制定具体时间表，包括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汇率灵活性等，中国可以把这次绝好机会作为杠杆，撬动国内改革。
李志刚：短期来看，中国很可能将把人民币“入篮”作为金融改革的一个催化因素，尤其是在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体制改革方面，将会更积极推动国内利率自由化和资本市场改革。
张明：目前，SDR仅能用于IMF与成员国之间的官方结算，私人部门的使用寥寥无几。人民币“入篮”有助于提高SDR的代表性，增强国际社会对SDR的关注，从而扩大SDR在各领域的使用。
蒂姆·康登：人民币“入篮”后，其他篮子货币必须给人民币腾出空间。我们预测，人民币在SDR中能获得9%的权重，而这主要是由欧元、日元和英镑让渡给人民币的。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人民币“入篮”后，肯定会削减美元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货物和服务）以及资本与金融项目的使用份额。
张明：如果认为人民币“入篮”就能显著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显著提升人民币的地位，这种看法无疑是天真的。从国际金融演变的历史来看，货币权力的变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渐进过程。
杰弗里·弗兰克尔：人民币“入篮”后，短期内对人民币本身不会有太大影响，也不会显著影响美元、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各国中央银行将会减少目前持有的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数量，相应增加一些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这将有助于增加中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也可能带动人民币小幅升值。
艾西亚·格罗西亚·海诺：目前，全球各国央行的国际储备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以人民币的形式储备，而且SDR的国际储备存量在全球储备资产总量中的占比很小，不到3%。因此，即便人民币“入篮”，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央行仍不会增持人民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持有，也并不一定会在持有SDR货币篮子所需的人民币之外，持有额外的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
各国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需求，最终将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首先，人民币的购买力长期保持在中等水平；其次，人民币在离岸金融市场，尤其是货币市场保持开放，不进行资本管制。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目前的竞争力，前者是不难做到的，后者则需要中国政府付出更大努力。
张斌：决定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一是中国的资本项目能否开放，二是中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三是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即使三项因素都具备，国际社会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接受人民币计价资产，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长期来看，国际社会逐渐接受人民币的过程将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一次巨大变革，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将逐渐受到冲击。中国也将不得不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接受更多的国际规则，参与更多的全球经济治理事务。
张明：未来10年内，如果中国能做好以下三件事情，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就有望明显提升，成为超越日元与英镑的全球第三大货币：第一，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维持在6%—7%；第二，中国金融市场继续发展壮大；第三，中国经济可以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
中国政府能否练好“内功”，利用当前的时间窗口，真正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才是真正决定未来人民币前途与命运的关键所在。 皮特·鲍泰利：长远来看，国际货币体制将趋向于形成一种以“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基础的三足鼎立的体制，将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具稳定性。
对国际货币体制进行有意义的改革，对全世界有利。但是，有关各方如果不能就如何、何时进行体制改革达成协议，改革进程将是漫长而艰难的。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被大量使用，也许还需要等待好多年。
郭实·诗拉巴猜：以往经验证明，SDR篮子货币的权重与其所属国在SDR货币成员国中的贸易权重高度相关。因此，人民币“入篮”后，它的权重可能在10%左右。在目前四种SDR篮子货币和人民币当中，中国的贸易权重大约为22%。如果我们把欧元所占权重与欧盟贸易权重的贴现因子应用到人民币和中国贸易权重上的话，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可能达到14%左右。考虑到截至2014年底，SDR的总量为2040亿，人民币“入篮”的直接影响应该十分有限。
各国央行之所以持有美元作为储备资产，部分是考虑到美国主权债券市场的规模，因为各国央行也希望从货币储备投资中获利。历史数据显示，美国国债的规模可以解释全球美元外汇储备数量的96%。因此，中国必须进一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才能使作为储备货币的人民币获得与美元同等的吸引力。
取代美元的地位可能也不符合中国的近期利益。中国持有巨额的美国国债，如果中国过于激进地希望取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就难以确保其在美国国债中的投资收益。
中国应如何努力使人民币“入篮”？
谢怀筑：未来，央行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考虑：第一，为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便利；第二，推动人民币跨境融资、特别是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的便利化；第三，扩大和推广个人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业务；第四，支持在岸和离岸推出更多人民币金融产品。
涂永红：应尽早构建包含短期、中长期在内的全期限的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汇率形成机制要充分市场化，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建立起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联动机制。人民币“入篮”后，国际需求规模扩大，主体更加复杂，如果出现大规模热钱冲击或系统性风险，央行应该有相应的风险管理手段和“熔断”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
张斌：资本项目开放、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是增加人民币国际吸引力的重要保障。当前，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任务最突出也最迫切。在这项改革有实质性突破之前，资本项目开放很难有大的进展。
皮特·鲍泰利：中国需要继续推进国内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和金融部门自由化和减少资本账户限制等。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其他亚洲经济体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对资本账户开放过快，具有真正的风险。因此，中国不求做得快，但求做得对，决不能仓促实行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
查尔斯·韦伯罗斯：人民币“入篮”并非没有成本，中国将需要做出一系列承诺，例如，要支持IMF发放人民币贷款，接受外部货币创造等，对外国的人民币负债也会大幅增加。中国也要为人民币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负责，现在美联储也在承担着相似责任。
人民币“入篮”后，可能会出现两个乃至多个国际货币并存的情况，到时，投资者或清算行需要根据市场情况变化在两个或多个货币之间不断调整，这些货币的货币当局都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就会面临不稳定性风险。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短期的美元和英镑两个“巨头”共存的时期，这一时期与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重合，美英两国货币当局之间的合作缺失，让情况变得更糟。将来，中美两个大国的货币当局之间应该紧密协作，避免这种情况。
因此，人民币“入篮”后，可能迎来一段不稳定的时期，只有相关的职能部门，比如中国政府和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央行给公众和市场提供了确定性，才能保证人民币的地位。
李志刚：中国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程度在G20国家中依然偏低。适当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既可消除人民币“入篮”的技术障碍，也利于打消部分国家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提要求的可能。同时，提高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程度和质量，才能不断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美元之所以能拥有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仅仅源于美国经济的规模、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还有国际投资者的信任。日本、瑞士、英国，特别是美国都有强健的制度性框架或政治制度来确保本国货币的安全性，例如，能对国内情况作出迅速反应的政治制度、独立的央行、可信赖的能够约束政府并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性框架能够左右投资者对一个国家或货币是不是安全岛的判断。因此，人民币要成为更多央行的储备货币，就应该不断增加它的安全性。
中国政府应该大力推动相关改革，例如，在股市里建立更好的机制和纪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市场的改革应该有更好的监管框架、更好的公司治理标准和会计审计标准、更好的公司治理透明度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框架来支持，这些都是使市场纪律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
人民币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中国能否建设强健的金融市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良好的金融工具，并使这些金融工具处于恰当监管之下。
张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郭实·诗拉巴猜（泰国开泰银行资本市场研究主管）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美国康奈尔大学戴森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区负责人）
李志刚（中国工商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委员会主席）
涂永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谢怀筑（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国际金融研究处副处长）
艾西亚·格罗西亚·海诺（欧洲著名经济智库布鲁格学院中欧经济专家）
蒂姆·康登（荷兰国际集团驻新加坡首席经济学家、亚洲研究业务主管）
杰弗里·弗兰克尔（美国经济研究局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研究主管、哈佛大学教授）
皮特·鲍泰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兼职教授）
查尔斯·韦伯罗斯（瑞士日内瓦国际研究院国际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