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工业化与城市化
在短期内，投资率和储蓄率主要是资本利润率和利率的函数；而在长期内，投资率和储蓄率的高低则主要决定于人口结构。
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长期并存，导致“人口红利”出现。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在一波“婴儿潮”之后的数十年里，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经济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而儿童人口比重(少儿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则相对下降。在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如果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同时获得就业，则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上升，并进一步引致储蓄率上升。在高储蓄率背景下，如果投资率也能够相应提高，则经济将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行并内洽地相互支撑的现象，就是“人口红利”。
同其他国家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我国也产生了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行的“人口红利”现象。在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其就业率也一直维持在98%左右的水平，这导致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递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我国的总人口参与率只有42%，到2004年，总人口参与率已经达到近58%，2010年更高达74.2%，此后中国人口参与率开始下降，2014年降至67.0%——虽然已经较前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同期的63.6%和我国台湾地区的60.4%(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不过，人口结构变化只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充分条件则是持续不断地大规模提供就业机会，后者显然只能产生自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
就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效果而言，一个有意义的指标就是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逐渐上升。以非农就业人口的变化为线索，我们可以将1978年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0年为第一个阶段。工业化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展开，得到发展的主要产业是轻工业。1991~2000年为第二个阶段。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构成此间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获得快速发展的主要产业是出口导向的加工业和一般制造业。2001~2012年为第三个阶段。此间，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都得到进一步深化，产业发展则呈现出显著的重工业化趋向。2012年以来为第四个阶段。迅速的全球化、服务业高速发展并导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占比，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色。这意味着，不仅我国非农就业占比仍在提高，就是在非农就业内部，其优化过程已经展开。毋庸置疑，非农就业比率的上升，不仅反映了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也清晰地记载了城市化的步调。
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仅为17.9%，1993年城镇人口占比上升到27.99%，15年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1994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城镇化进入快车道，城镇人口占比由1994年的28.5%跃升到2014年的54.77%，20年上升了约26个百分点。
城市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增加，同样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首先，由于城镇就业集中在人均收入较高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必然导致储蓄率上升。其次，城市化过程不仅直接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而且，通过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还导致了投资的增加。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消费信贷扩张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结构的调整，有效纾缓了当期收入及储蓄的积累对居民消费大宗消费品的预算约束，更好地平滑了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收入流，给予人们预支未来收入的便利。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居民尽快实现第三次需求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