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爆炸”
与经济领域的改革相一致，中国启动了被国内外研究者称作解除“金融抑制”的金融“大爆炸”进程。
中国的金融改革首先触及的是资金的价格。长期被扭曲的低利率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提高，并成为刺激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影响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因素十分广泛，其中，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居民的货币化收入水平快速上升、居民预防性储蓄比重不断提高、居民负债率较低等，均对中国储蓄率的长期上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中国储蓄率迅速提高的主要动力，无疑归因于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不断丰富，为广大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日益宽广的储蓄渠道。
1978年，中国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它不仅独揽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全部职能，同时还是政府的一个行政机关。
1978~1984年，与经济主体的多样化和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进程相适应，中国的金融体制也开始了多样化的进程。此间最令人注目的事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改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相继恢复和建立。
随着金融管制的松动，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信用社也开始发展起来。1979年10月，中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1980年，为了满足迅速发展的城市集体和个体企业的资金需求，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在河北省挂牌营业，并很快在全国引发了组建城市信用社的高潮。同时，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相对应，从1953年便已存在中国农村之中的农村信用社的数目也迅速增长。1981年4月，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融资租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的金融体系。
1985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一个承接商业银行功能的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宣告成立。这样，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形成了基本框架。
在商业银行方面，1986年，中国第一家以股份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重新开业。1987年，第一家由企业集团发起设立的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宣告成立。继之，第一家以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出资的区域性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也开始营业。其后，又有民生银行等十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北京银行等数十家城市商业银行成为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中的新成员。
随着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城市信用社迅速普及，在最繁盛时期，其总数曾达3000余家。农村信用社适应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飞速扩张，最繁荣之时，总数曾高达4万多家。
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迅速成长。信托投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企业集团为依托的财务公司从1987年开始出现，并很快就达到数十家的规模。投资基金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破土而出。1991年以后，随着股票市场的兴起，证券公司在全国迅速发展，最多时将近200家。
以上述发展为基础，从1994年开始，根据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相分离，以及银行业、信托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原则，我国又对金融机构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长期被包含在国有商业银行之中的政策性贷款业务被分离出来，交给了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同时，国有银行也按照商业银行的方向开始了新一轮“商业化”改革。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长期被人们讳言的金融市场也从上世纪80年代初登堂入室。1981年开始，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就出现了一些以调节资金余缺为目的的“地下”拆借活动。1986年1月，拆借市场正式被纳入中国的金融体系。1982年，人民银行倡导推行“三票一卡”(即汇票、本票、支票和信用证)，可谓中国票据市场的发端。1982年，中国恢复国债发行，资本市场由此发端。1991年，国债回购业务开始试点。
应当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企业股份制试点的基础上，上海和深圳两地的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底开业，标志着资本市场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1978~1994短短的15年中，中国的金融机构从人民银行独此一家，“爆炸式”地分蘖成为包括中央银行、(全国性和区域性)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城乡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信托、租赁、基金等)、政策性银行等在内的门类齐全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也逐渐成为人们熟悉的投资场所。正是这场金融“大爆炸式”，为提高中国的储蓄率开辟了宽广的渠道。
回顾30余年来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我们发现，1994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方面，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终于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目标，因而此后的改革举措与此前存在着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具基础性的一对关系——储蓄和投资——在此前后存在着方向性的区别。统计显示，从1994年始，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便双双走上稳步提升的道路。
1978年之前，如同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论断所述，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始终受到“储蓄缺口”(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约束。在开始改革的1978年到改革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阶段的1993年的16个年份中，中国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和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情况分别各有8个年份。
1994年之后，情况出现了根本变化。储蓄率高于投资率，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这种状况表现在国内，就是银行存款的长期高速增长；表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则是经常项目的长期、持续顺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1978年，我国储蓄率仅为37.9%，1994年便上升到42.6%，并超过了当年的投资率(41.25%)。自那以后，我国储蓄率一路攀升，2008年便上升到51%左右，2013年则保持在50%左右。与之对应，我国的投资率(资本形成)也稳步提高，从1978年的38.22%上升到1994年的41.25%，2008年达到44%，2013年进一步上升至49%左右。平均而言，30多年来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达到39%和38%左右，远高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高速增长时期的发达国家。持续如此之久且相互支撑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为我国30余年GDP年均增长近10%的经济奇迹奠定了牢固的资金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