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应与人民币国际化相洽
关于汇率与货币国际化的关系，我们曾根据1965~2010年的国别数据对8种国际货币进行过实证分析，其结果是，货币国际化与汇率的波动性负相关，说明汇率的稳定有助于货币国际化的推进。我们关于日元国际化的历史分析也表明，日元大幅度波动使日元无法通过价值效应的拓展推进其国际化。
目前我国正在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三元悖论”提供的理论依据。“三元悖论”认为，如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应该是我们的首选)，那么就必须在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账户开放之间放弃一项。而资本账户开放普遍被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因此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现浮动汇率制度似乎是必然的选项。二是央行通过入市干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央行在外汇市场充当对手方，大量买入美元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导致官方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面临储备资产的贬值及汇兑损失。发行央票进行冲销操作还使央行面临亏损(央票付息率大于外汇储备收益率)。央行既要面对“操纵汇率”的国际指责，又要承受储备资产损失和内部亏损的多重压力。因此，放弃汇率稳定目标是其摆脱尴尬局面的首选。
已故意大利财长Tommaso Padoa~Schioppa曾将“国际收支平衡”称为“浮动汇率幻觉”。首先，从国际贸易角度看，“贸易收支决定均衡汇率”的理论已经在全球化垂直分工体系的冲击下近乎破产。1996~2005年中国加工产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都在55%~57%，2008年降到48%(魏尚进等，2008)。如果加工制成品全部出口的话，那么该产业的增加值或GDP会全部表现为贸易顺差。2009年，我国实际外汇储备是以3个月进口额测算的外汇储备适度水平的9.5倍，目前仍在8倍以上。这说明85%~90%的外汇储备是参与全球垂直分工体系后中国人口红利所形成的国民财富形式。如果承认贸易顺差是加工产业常态，那么教条主义地以贸易平衡作为汇率适度标准，这种均衡汇率相对实体经济发展要求而言一定是高估的，它只有通过扩大一般贸易逆差或迫使加工产业转移才能实现贸易平衡。截至2015年4月，中国加工产业出口占比已下降至35%。在结构转型受阻于传统体制时，货币高估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其次，从国际金融角度看，2013年全球1400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额中与贸易相关的只有1%左右。如此，汇率市场化就是放任国际投机资本决定人民币汇率。投机资本“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和追涨杀跌的秉性必然会导致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这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要求不符。
汇率是同时涉及政治、经济、金融、外交和国际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复杂变量，迄今为止试图找出均衡汇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几乎都败下阵来。对适度汇率水平的把握，堪称大国政府管理国际经济关系的一门艺术。鉴于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将市场化作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值得商榷。人民币汇率制度需要体现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的一致性，既要顺应本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又要体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改革方向。因此它必须为国际货币合作背景下的政府决策留下主导地位。
综上，笔者提出人民币汇改的四点意见。第一，人民币应放弃盯住美元。人民币未来要成为与美元、欧元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就必须与美元脱钩，形成自己稳定和独立运行的风格，进而成为亚洲国家的锚货币。其实，IMF要求中国实现浮动汇率的本意应该也是期望人民币尽快与美元脱钩，如果盯住美元，人民币加入SDR相当于增加了美元权重，无法作为稳定力量起到平衡的作用。第二，遵循实体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形成有管理的弹性汇率制度。其中政府在中心汇率的决定和调节上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力量在一定区间内决定围绕中心的日常汇率波动。第三，中心汇率以名义有效汇率表示，参考实际有效汇率决定，以“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中外生产率变动的差异为客观依据进行适当的调整。建议央行借助大学或社会研究机构的力量创设全球真实汇率测度实验室，为人民币中心汇率的决定或调整提供决策依据，而不能放任“市场决定汇率”。第四，加快整体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并随市场成熟度、企业适应能力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渐进放大汇率波动区间，最终形成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10%的汇率目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