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需摆脱“货币依赖症”
我国经济目前的问题主要是结构失衡，传统加杠杆的机构和行业裹足不前的时候，供给过剩的矛盾表露无遗。由于经济已经习惯了通过货币刺激杠杆需求，每当我们遇到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首选加大货币投放解决问题。但目前此法已不可行，原因有三：一是加杠杆大环境更迭；二是加杠杆主体缺失；三是加杠杆效率低下。
首先是加杠杆大环境变化。我国通过加杠杆刺激经济增长有一个基础前提— 供给不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我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储蓄率很低。由于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这就需要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来填补。但危机后，发达经济体都进入了去杠杆和提高自己储蓄率的阶段，使得我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跌，想要发达经济体回到危机前低储蓄率的状态已经不太可能，这意味着我国再回到原来那样高速的出口增长率也不太可能。因此，为填补需求缺口，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内需– 4万亿。各种极端加杠杆的过程均与这个巨大内需有关，但加杠杆总有头，低端、重复的建设导致环境难以承载这样的经济发展，引发一系列问题，进而导致这个巨大内需也无法为继。在内外需都很疲弱的情况下，过剩的产能又引发出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逼的我们不得不转变发展方式。试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怎么还能继续加杠杆呢！
其次是加杠杆的主体缺失。在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全社会都在加杠杆，政府、国企、民企、居民无一例外。结果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负债急速攀升，各种大额投资项目蜂拥而上，各种企业对政府需求的可持续性盲目乐观，加杠杆扩大生产，居民在地产盛宴的诱惑下加杠杆置业。但是当这个链条上的任何一环发现在这样的负债状态下很难维持稳定的预期而停止加杠杆的时候，将引发连锁反应，波及整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进而导致每一个环节都无法承担逆周期调节– 加杠杆的重任。
第三就是加杠杆的效率越来越低。经济参与者选择加杠杆的一个首要原因是盈利，而盈利的基础是投资效率。长期以来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我国的投资边际收益率已经非常低，“新增GDP/固定资产投资”显示当前我国投资的效率已经非常低了。2014年，“新增GDP/固定资产投资”已经低于0.1，也就是说，每10块钱的投资不足以带来1块钱的GDP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杠杆投资的动能已经没有了，必须寻找新的、更高效率的投资点，但目前看，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可以引领全球经济大发展的“投资点”。
“定力+转向”才是出路。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当其经济遇到困难，发展遇到瓶颈，而缺乏改革的勇气，执迷于货币刺激，进而导致经济长期迷失。从表面上看日本爆发危机是因为金融泡沫的破灭，进而引发“流动性陷阱”，但本质问题是劳动力生产率长期降低。劳动生产率不仅与技术和创新有关，还要看生产要素的再分配能否适应环境的变化。不同部门的生产效率增长速度不一样，但是资本并不能快速的，无成本的在部门之间转移。日本的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信息通信行业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占GDP百分之七十的服务业的生产率却下滑十分厉害。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和资本在部门之间的转移相当缓慢，这造成了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滑。
我国目前经济面临的状况与日本有相似之处，以日本失败的经验为鉴，克服经济 “结构矛盾+方向缺失”症结的方法就是“保持定力+转型升级”。保持定力就是戒断货币依赖的“瘾”，转型升级就是提高生产效率，重拾发经济展动力。如果我们沉迷于货币刺激带来的短期“快感”，拒绝提升生产效率，很可能步日本后尘进而引发经济陷入“迷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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