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还不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合适时机

对当前关于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热议需要全盘考虑、综合分析。尽管未来几个月不排除CPI还在低位运行，但随着各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以及鼓励消费政策的逐步落实，加之4月出口重回正增长，二季度外需有望继续改善，CPI在1.8%之上是大概率事件。截至3月末我国货币乘数为4.22，比上年末高0.14，且创2010年三季末以来新高。既然货币乘数处在相对高位，央行就无需通过降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来继续提高货币乘数。

王勇

4月CPI同比增长1.8%，PPI同比下降2.0%的数据发布后，一些专家学者坐不住了，纷纷表示了对或将出现通缩风险的担忧，并且呼吁央行能在今年合适时机全面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时，一些权威机构也在预测和评判当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行性和可能性。

央行上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从2011年12月开始的，之后至2012年12月先后三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共1.5个百分点，下调后，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20%，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16.5%，一直延续至今。今年4月22日央行决定从4月25日起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加强金融对“三农”发展的支持，拓展资金来源，引导加大涉农资金投放。

不过，对当前关于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热议，笔者觉得还是需要全盘考虑，综合分析。目前期望央行全面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不合时宜。

先从当前经济基本面看。

尽管一季度GDP增幅为十几个季度的低点，并且在宏观调控目标偏下的区域，但是，这种经济增速下行是我国经济进入发展转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虽然短期有波动，但从中长期来看，还能以7.5%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增速短期回落是符合规律的。而且，我国经济正由工业主导型经济转化成服务主导型经济，由投资主导型经济转化成消费主导型经济，经济结构也已慢慢开始呈现积极变化。今年以来，决策层已传达出清晰的调控信号：即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提升经济增速回落的容忍度，不过度关注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不因一时的波动而采取刺激政策，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依然放在着力加强结构调整、着力加快转型升级、着力改善民生以增强经济长期增长的稳定性和内生动力上。

接下来看CPI运行情况，一般而言，如果经济状况萎靡，CPI与PPI将会连续出现4至6个月走低之势，并且CPI与PPI走低的偏离度还呈逐渐增大的趋势特征。看当前，尽管4月CPI同比增长1.8%，保持低位运行，那主要是因为去年4月受“倒春寒”天气影响菜价大涨，而今年4月全国平均气温高出常年同期菜价大跌的缘故；另一方面是受供大于求的影响，猪肉价格连续4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只是特例，并不具有代表性和长期性。再从2月CPI的2.0%以及3月的2.4%的运行数据看，CPI呈上下波动走势，未来运行规律性和趋势性眼下还无法判断，换言之，尽管未来几个月不排除CPI还在低位运行，但随着各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以及鼓励消费政策的逐步落实，加之4月出口时隔两个月后重回正增长，二季度外需有望继续改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有望平稳加速，则CPI在1.8%之上是大概率事件，未来物价仍将保持温和上涨态势。所以，现在就判断我国经济将会继续大幅下行甚至会出现“硬着陆”和“通货紧缩”恐怕是危言耸听。所以，此时全面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不切实际。

再看市场资金宽松以及货币乘数情况。

据央行最新发布的《2014 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16.1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末低1.2个和1.5个百分点；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3.01万亿元，同比多增2592亿元。其中，3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5万亿元；3月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2.49%，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2.48%。尽管4月M2和新增信贷情况尚未公布，但据路透调查的16家金融机构预测中值，4月末M2同比增速料为12.2%，比上月的12.1%略有上升；4月新增信贷8800亿元人民币，低于上个月的1.05万亿元，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上周五同业拆借市场整体仍处于宽松格局。其中，隔夜利率下跌14个基点至2.23%；7天期利率上涨9.15个基点至3.204%；14天期利率上涨1.4个基点至3.106%；1月期利率下跌9.2个基点至3.79%；3月期利率下跌1.75个基点至5.3992%；6月、9月、1年期资金价格均维持在5%的水平。由此可见，今年以来市场整体流动性比较充足。也正因为此，到目前为止，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依然在持续实施各期限品种的正回购操作回笼资金。

央行最新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金融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我国货币乘数为4.22，比上年末高0.14，且创2010年三季末以来新高。既然货币乘数处在相对高位，央行就无需通过降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来继续提高货币乘数。

还不能不提及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正常的经济发展周期，央行影响银行决策的方式的确调整超额准备金利率。当央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提供放款及创造信用的能力就上升。因为准备金率降低，货币乘数就变大，从而提高了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创造信用、扩大信用规模的能力，其结果是社会的银根趋于放松，货币供应量增加，利息率降低，投资及社会支出都相应增加，进而出现经济复苏和增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这是被公认为合理的政策。但是金融危机之后，社会融资的渠道更为广泛，存款准备金对货币创造的相应关系已变得微乎其微。加上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存款准备金率已不再是重要选项了。

因此，笔者认为，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市场各方应当正确理解货币政策的深刻含义和战略意义，明晰下一步，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取向，保持定力，主动作为，适时适度预调微调，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同时，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继续为我国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创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银行业研究与诊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