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框架应兼顾学术气与烟火气

中国金融论坛2019年01月07日09:52分类:中国央行

张晓慧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

货币政策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作为科学和艺术,货币政策往往给人感觉是高居庙堂之上的阳春白雪,学术气比较浓厚。可作为身居江湖之远的实操工具或调控手段,市场往往期盼货币政策能够更加洞悉和贴近尘世的烟火气。应该说,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学术气和烟火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优秀的中央银行家永远需要在货币政策的学术气和烟火气之间取得平衡。

所谓货币政策框架是关于货币政策目标、手段和传导机制的总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基本趋势是逐步从起初的多目标向维护价格水平稳定的单一目标发展。这种演变背后的理论逻辑是,在央行垄断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市场力量不可能自动决定最优的货币水平,需要央行将货币供给调控在适度的水平上;同样,在市场失灵的现实背景下,也需要货币政策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和可持续发展。鉴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经济的影响非常深刻,为了防止货币政策在弥补市场失灵的过程中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福利损失,人们逐步认识到需要加强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约束,即央行不应过多强调相机抉择和灵活变化,而应实行有规则的政策调控,以促使经济主体建立起对宏观政策的稳定预期。正是基于这一政策理念和全球高通胀的现实背景,上世纪80年代,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范式的货币政策框架,即“通胀目标制”应运而生。

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增长对金融资源配置的依赖越来越强,而债务负担的加重则使得经济活动对利率的变化愈加敏感。发达经济体央行在衡量货币政策是否应回归正常化时所面临的初始状况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是接近零下界的极低利率、央行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膨胀以及全球私人和公共债务的高企,另一方面,老龄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则持续抑制通货膨胀。由于在当前困扰金融市场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中,除了加剧的贸易摩擦和不断累积的美元债务规模外,首当其冲的就是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若央行继续坚持已成为范式的以稳定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仅从自身通货膨胀和就业目标出发来考虑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与否,很容易低估金融成本的上升和流动性的收缩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极有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在回归正常化的过程中加深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以美联储为例,自2015年12月份第一次加息,到今年12月19日已经是第9次加息,但美国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回归正常化的反应还是十分激烈的。市场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学术气了,因为从联储关心的数据看,PCE平减指数一直在下跌,美元对黄金和其他主要货币都很强势,石油和农产品价格等通胀预警指标也都在下跌,只有薪资的确还在增长,但在当前健康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这也是可预料的,换言之,目前并无迹象表明,美联储担心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正在发生。市场担忧,面对脆弱的经济形势尤其是脆弱的金融市场,若美联储不从经济结构变化的角度而仅基于传统的金融框架也就是通货膨胀和就业目标来判断加息与否,其重回正常化的政策力度很有可能会形成事实上的紧缩,首先对金融市场运行产生影响,进而打击投资者信心,最终加快金融周期拐点的到来。

央行的使命旨在为经济发展营造长期稳定的货币环境,以前瞻性的预判做出导向性调整而非事后的逆转。这意味着央行的宏观调控应当立足于建立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架构,而不应过于关注短期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保持宏观政策的长期性、延续性和稳定性,应当更加注重保障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以货币中性的原则来把握货币政策,这样经济增长才更趋于其内在的动力而非货币的短期刺激。为什么?一方面,过于频繁的宏观政策调整,会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货币政策的推动,而无法建立和完善实体经济自身的市场机制。往往在经济过热时,不能及时出清过剩产能;经济过冷时又无法形成自身的内生动力。其结果必然是金融资产和实体债务的日益庞大以及资本收益的日益回落。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从货币传导机制看,政策的调整效应首先表现在金融市场上,而后才是实体经济,期间的传导是否顺畅需要多方和多环节的配合。要避免把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等同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提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这不仅意味着以推动中小银行回归本源将是未来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的主要着力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给出了方案,即要以完善的银行体系来为不同的实体经济服务。

换言之,只有坚持从供给侧对现有的金融体系组织架构加以进一步完善,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这同样涉及到学术气和烟火气如何兼顾的问题。由于希望政策给予优惠给予扶持的领域,往往也都是市场机制容易失灵的领域,比如三农、小微企业等,它们需要公共政策的介入,但有违价格规律和市场公平的政策,显然既存在道德风险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解决贷款难,或许可以靠引导贷款资源投放;解决贷款贵,则必须采用市场手段。只有确保中小金融机构的利差可以补抵成本和风险,也就是说要允许其获得一定程度的风险收益,否则无法保持其财务的可持续性,也就无法解决贷款难或者加大支持力度的问题。从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时候起,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金融企业给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应该是双赢的。如果不能做到双赢,那么最终这个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所谓低成本的或是优惠的服务,是没有办法能够长期持续下去的。所以,更重要的是必须坚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也是货币政策决策时要坚守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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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姜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