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解读
增强信贷政策定向结构性调整功能
进一步优化流动性投向和结构
“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第一季度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工业生产缓中趋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升。当然也要看到，内外部形势仍然很复杂，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还面临着不少挑战。”央行在日前发布的《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作出判断。
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报告》表示，挑战包括全球经济疲弱、美国加息不确定性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则为经济对基建与房地产依赖过大、民间投资动力不足、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债务杠杆上升过快等。
“央行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结构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关键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泰君安银行业分析师王剑表示。
央行表示，下一阶段，要增强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继续优化流动性投向和结构，强化信贷政策定向结构性调整功能，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
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
“优化投向结构，是货币政策助力调整经济结构的尝试。”王剑表示，事实上，货币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并没有太明确的结论，各国货币当局仍然在不断探索之中。
2016年以来，央行通过窗口指导，强化信贷政策定向结构性调整功能，引导金融机构盘活存量、优化增量，以支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
2016年年初，央行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指出将采取差别化信贷政策重点支持七大领域。4月21日，“一行三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金融机构应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原则，满足钢铁、煤炭企业合理资金需求，严格控制对违规新增产能的信贷投入；对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坚决压缩退出相关贷款。
在金融支持新消费、服务业发展方面，3月末，央行、银监会发布《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从积极培育发展消费金融组织体系、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加大对新消费重点领域金融支持、改善优化消费金融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支持新消费领域的细化政策措施。此前，央行等部门还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大金融对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支持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
5月3日，人民银行宣布，从2016年5月起，人民银行在每月月初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上月特定投向贷款对应的抵押补充贷款（PSL）。第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向上述三家银行提供抵押补充贷款共3136亿元，3月末抵押补充贷款余额为13948亿元。
实际上，从过去一年的操作来看，央行基本上每月都开展了PSL。有分析人士认为，本次央行正式宣布每月月初对三家政策性银行发放上月特定投向贷款对应的PSL，具有明确的政策信号意义，旨在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利于更好地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
中信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明明表示，PSL类似定向再贷款，主要流向“三农”、小微企业和棚改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与去年相比，货币政策更加科学，更加注重信贷结构的调整。
《报告》还指出，人民银行积极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和棚改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降低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微观主体的融资成本。3月末，全国支农再贷款（RSL）余额为1674亿元，支小再贷款（MSL）余额为622亿元，再贴现（RD）余额为1230亿元。此外，人民银行设立扶贫再贷款（PRL），专项用于支持贫困地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扩大涉农信贷投放。
配合经济转型继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
“央行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这使货币政策处于两难之中。”王剑表示，一方面，调整期经济形势疲弱，需要央行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不宜从紧；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不像西方部分国家那样严重萧条，没有过度宽松的必要，过度宽松反而可能会影响调结构的进度。
连平表示，未来的货币政策仍应首先考虑经济增长情况而实时调控，保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综合考虑物价、汇率和局部资产价格波动，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王剑也认为，货币政策仍需以稳为主，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同时，央行需通过信贷结构指导、金融体制改革等措施，尽可能地解决结构性问题，以配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
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思路，央行表示，将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切实发挥好金融市场在稳定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作用。同时，深化金融机构改革，通过增加供给和竞争改善金融服务。
“经济转型的成果取决于改革的推进力度，所以，改革进度可能是比货币总量更为关键的指标。”王剑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