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新常态下投资单一资产获利的难度将大大提升，资产配置的需求将愈发凸显。许多学术研究都证明了资产配置是获得长期收益和控制风险的主要驱动力，对中国大类资产历史数据的分析结果也显示了资产配置的重要性。
●目前中国居民的资产集中配置在房地产和银行存款上，随着中国居民财富的快速提升、房地产投资属性的下降、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产品的逐渐丰富、海外投资渠道的逐步形成、资产管理咨询服务经验的累积，中国居民进行大类资产配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在提升，资产配置需求愈加强烈。
●根据投资范围的不同共给出了四大类战略投资组合，每类又分为稳健型、平衡型和进取型，投资者可根据资产配置范围偏好和风险偏好选择具体的组合。在战略投资组合的基础上，结合短期分析，建议未来12个月超配货币和海外资产，标配股票类权益资产、利率债和另类资产，低配信用债和大宗商品。
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国大类资产配置时代来临
“资产配置”并不是一个新名词，早在2000年前《塔木德(Talmud)》一书就写道“每个人应当把自己的资产分成三个部分，其中1/3投资于土地，1/3投资于商业，另外1/3作为现金储备”，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的资产配置。近30年以来关于资产配置的学术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最广为流传的结论恐怕是“资产配置策略能够解释90%的投资收益”，资产配置对于投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在国内，投资者对于单个产品选择、买卖时间选择的重视度远高于资产类别的选择，更乐于“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而非分散投资。然而在中国资本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单一资产投资势必无法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而资产配置将会成为投资实践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环节。
1、经济新常态下对资产配置的需求提升
经济增长和通胀是影响资产表现的两大核心要素。对比1991年以来A股和现金这两类资产的表现:1元钱的股票在过去24年间升值了近30倍，现在它的价值是28.3元；而现金通常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资产，可是从1991年持有1元钱现金到今天还是1元钱，但因为通货膨胀它的购买力却丧失了63.5%。这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经济增长是资产价格上涨的根本，1991年以来中国GDP年化名义增长率为15.4%，GDP名义指数与股票全收益指数趋势大体一致。其次，通胀在侵蚀资产的实际价值，1991年以来中国的CPI年化增长率为4.2%，也就是说，如果不进行投资，资产实际价值每年以4.2%的幅度在萎缩。
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各类资产价格都在提升，单边投资貌似可行。从历史走势看，在一定的时间区间内可能存在某类资产比较确定的趋势性投资机会，比如在过去三年买创业板指数，过去五年买信托和银行理财产品，过去十年买房地产。之所以单边投资在过去貌似可行，主要还是因为在投资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下，融资需求大，各类资产的回报率都较高，在政府、银行等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形背书下各类资产的违约风险都较低，因此，各类资产表现出高收益、低风险也成了现实。
而目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资产配置的需求将愈发凸显。从更长时间来看，中国主要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基本是相匹配的，更高的回报率通常对应的是更高的波动率(除了房地产与其他资产有一定的倒挂)。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从10%以上降至7%左右，且中长期看增速可能进一步下行，这也将影响资产价格的上涨速度，降低同等风险水平下资产的回报率，或者提高同等收益水平下的波动率。因此，投资单一资产获利的难度将大大提升。而相较于投资单一资产，全局性的大类资产配置思维才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提高收益。随着我国金融化的推进、投资者的成长以及国际化的提升，资产配置需求将愈发凸显。
2、资产配置能够控制风险提高收益
(1)学术研究证明了资产配置的重要性
许多学术研究都证明了资产配置是获得长期收益和控制风险的主要驱动力:
·Brinson，Hood，andBeebower(1986)通过对91只美国大型养老基金10年(1974-1984年)的季度投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来看资产配置策略可以解释投资组合收益方差的93.6%，叠加择时策略则可将解释度提升至95.3%，叠加选股策略则可将解释度提升至97.8%。
·Brinson，SingerandBeebower(1991)对1986年的研究进行了更新，通过对1977-1987年间82只美国大型养老基金的季度投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来看资产配置策略决定了投资组合收益方差的91.5%，叠加择时策略可将解释度提升至为93.3%，叠加选股策略可将解释度提升至96.1%。
·IbbotsonandKaplan(2000)的研究表明，资产配置策略可以解释一个投资组合收益跨时间波动的90%，这个与Brinson等人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除此之外，这篇研究还有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不同投资组合之间的回报率差异有40%可以由资产配置策略解释；二是投资组合回报率水平的100%都可以由资产配置策略解释，即主动投资完全没有贡献价值。
·不过主动管理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Xiong，Ibbotson，IdzorekandChen(2010)认为资产配置和主动管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作者将投资组合的总收益分解为市场收益、资产配置策略带来的超额收益，以及主动管理带来的超额收益。研究结果显示，市场收益才是投资组合收益方差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剔除市场收益，资产配置策略和主动管理的重要性旗鼓相当。
(2)对中国大类资产历史数据的分析结果也体现了资产配置的重要性
通过分析中国传统大类资产的历史数据同样能够体现资产配置在控制风险和提高收益方面的重要性。虽然中国的投资者热爱对单类资产的深度挖掘，乐于“孤注一掷”，而非分散投资，乐于短线买卖，而非长线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就不适宜进行资产配置。实际上，通过对中国三类传统大类资产(股票、债券和现金)以及三种不同资产配置比例组合的年平均回报率、波动率以及夏普比率的对比可以发现:
首先，三种不同资产配置组合的夏普比率，即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基本都高于单一资产类别。也就是说，通过资产配置虽然牺牲了部分股票资产的收益，但同时也降低了风险，并且单位风险对应的超额收益变高了，投资更有效率。
其次，与股票资产相比，平衡型组合的年化回报率达到了10.3%，相比股票资产的13.9%降低得并不多，但是波动率只有股票资产的40%，最大回撤降低了一半；与债券相比，平衡型组合的年化回报率增至原来的2.5倍。
观察三类传统大类资产和平衡型组合指数的历史表现可以发现，债券和存款及理财指数比较平滑，股票波动则较大，而平衡型组合的曲线介于两者之间，波动率和最大回撤相比股票都大幅降低。
(3)低相关性凸显资产配置价值
单一类别的资产在按照一定比例组合后，能否产生具有吸引力的风险收益特征取决于各类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在同一时期各类资产表现不同，即相关性不高，资产配置才能起到作用。如全A指数与全债指数的相关性为-0.3，现金与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分别为0.02和0.32，因此股、债和现金的组合才能够降低波动率，同时提升回报率；又如，通过股票和信用债组合的有效前沿的示例，以及在此基础上增加利率债和房地产，通过对比可以看到，通过在投资组合中加入低相关性或者负相关性的资产，在同等风险水平下，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能够获得更高收益的组合。因此，在投资组合中加入相关性较低的资产可以优化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通过分散投资降低风险，并且可以在不增加风险情况下获取更高收益。
3、中国居民资产需要再配置
目前中国居民的资产集中配置在房地产和银行存款上。如2004年中国居民资产的61%都配置在房地产上，2014年房地产占居民总资产的比例依然超过一半；1990年以前现金、存款和理财占到了居民金融总资产的90%，直至2014年底这三者合计占比还接近70%。
随着中国居民财富的快速提升，资产配置需求愈发凸显。根据中国社科院统计，2014年中国居民总资产达到了253.7万亿，其中金融资产为103万亿，房地产、汽车等非金融资产为150万亿。过去十年中国居民总资产年化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6.9%，其中金融资产的年化复合增长率更是高达19.1%。以2014年底总人口13.7亿人来计算的话，人均金融资产为7.5万元。
中国居民的资产配置开始起步。实际上，居民资产配置的变化已经在发生，例如2007年股市上涨促使了居民存款搬家，基金保险的配置占比提升；2010年以来银行理财蓬勃发展，居民在该类资产的配置上明显增加；除了传统资产之外，其他另类资产也成为配置标的。从趋势来看，过去十年金融资产占居民总资产的比例从34%提升至41%，而房地产则从61%降至54%。从金融资产内部结构来看，现金、存款和理财的占比从82%降至68%，而债券、股票、基金、保险等金融资产占比则从18%提升至32%。随着房地产投资属性的下降、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产品的逐渐丰富、海外投资渠道的逐步形成、资产管理咨询服务经验的累积，中国居民进行大类资产配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在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