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刚刚结束的人民银行工作会议要求，人民银行系统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优化增量，保持灵活适度，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近年来，随着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化，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也在逐渐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从传统的以数量型工具调控向更多借助市场价格调控转变。相应地，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和操作工具也在发生深刻改变。与此同时，央行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增强。去年以来，央行综合运用多种工具合理调节流动性。四次普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定向降准，适当提供长期流动性。全面推广常备借贷便利，加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更加注重稳定短期市场利率，保持货币市场平稳运行。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充分运用价格杠杆引导融资成本下行。
未来，如何把握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的关系，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过程中，还需要关注哪些因素，围绕一系列问题，记者日前专访了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记者: 我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渐转型的原因是什么？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有何意义？
连平：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体系逐渐转型基于多方面的背景。
一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发展，总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较为匹配这一阶段相对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国内经济增长方式正向集约化、内涵式和高效率增长方式转型，该增长模式下价格型调控相对数量型调控工具来说就更有必要。
二是金融主体不断完善，金融市场不断扩容，融资方式和融资渠道不断多元化。尽管当前间接融资仍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有较高比重，然而未来随着直接融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间接融资在货币创造主渠道中所发挥的作用将逐步减弱，货币供应量继续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中间目标，很可能导致货币政策执行效果降低。数量型调控传导效果不畅的弊端逐渐暴露，而价格型调控工具能够更加直接地引导市场资金流向，亦将更加符合未来货币调控趋势。
三是我国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关键进展，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存贷款基准利率浮动上下限取消后，贷款基础利率正在进入发挥作用的过程，利率走廊也在酝酿构建之中，利率传导机制正在逐渐转变。短期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短中长期流动性调节和贷款工具的推出，既丰富了央行宏观调控工具箱，又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向价格型靠拢打下了基础。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成功转型意义重大。这将使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更加与时俱进和适应现代金融体系发展，也将使得我国央行通过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的综合运用能更有效、更精准、更直接地实现政策目标，并达到价格型和数量型调控工具的优势互补。灵活运用PSL、MLF、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将有助于推动融资成本降低和金融效率提升，促进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记者：传统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有何区别？以价格型工具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新框架有何特点？
连平：传统的数量型政策工具主要是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影响主要经济变量的目的。相比之下，价格型工具主要是通过“基准利率”的变化，影响微观市场参与主体的财务成本、投资预期等，引导市场主体根据宏观调控信号理性决策，最终使市场行为与调控意图趋于一致。具体而言，价格型工具与传统数量型工具的特点主要集中体现在调控工具、调控目标、调控方式和观测重点等方面。价格型工具通常所选的调控变量都是价格变量，如利率、汇率等，很多国家采用基准利率作为目标变量，如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价格型工具与传统数量型工具最突出的不同，表现在调控方式和政策调整方面。数量型工具由央行主导，而市场参与主体作为政策接受者稍显被动；数量型工具有效性往往通过宏观经济变量的趋势性变化来判定，缺乏对市场参与主体微观行为的观测。此外，明显不同的是，价格型工具主要是通过利率的变化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因而较为市场化、相对间接。它更加重视央行与市场的互动和预期管理，通过价格变量传递宏观信号进而影响市场行为，以间接影响宏观经济变量运行趋势。
正因为如此，价格型政策工具适用性有个重要前提，即利率等价格变量具有明确的经济信号指示功能和信号传输渠道畅通，而市场主体则能对价格信号做出及时理性的应对。这既是成熟金融体系的特征，也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的基础。
记者：在您看来，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成功转型，应从哪几个方面着手推进？
连平：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转型并非一日之功，它取决于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阶段、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市场参与主体的认知水平等因素。现阶段，不可否认的是M2作为中间目标的调控有效性正在下降，市场对利率工具的响应及时性和效率也在提高，但这并不意味数量型调控工具可立即“退位让贤”，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工具的综合运用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调控方式的主旋律。
当前货币政策调控的关注点既要关注货币供应量M2，甚至更广义的“类信贷”；又要逐步加强“类价格型调控工具”的运用，如增强公开市场操作对市场利率的引导，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和进一步发挥SLF、MLF以及PSL对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
为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成功转型，当下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推进。
一是完善配套措施改革和夯实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基础。价格型工具的有效性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休戚相关。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规范创新发展，如推出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券和绿色金融债券，稳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注册发行管理，积极稳妥推进对外开放、进一步引入合格境外主体，推动境外金融机构和主权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未来需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丰富市场产品和交易工具，强化市场约束和疏通利率传导渠道，鼓励金融创新，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完善“利率走廊”运用机制，都将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为价格型工具充分发挥其调控功能形成铺垫。
二是培育有效的市场化的基准利率体系。目前我国市场上短中长期可参照利率较多，如央票利率、正逆回购利率、SHIBOR、国债收益率等，但仍没有一种利率能够胜任核心基准利率的重任。可在现有的SHIBOR、LPR等利率基础上积极探索，结合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SLF、MLF和PSL利率上限，培育中国基准利率体系并最终构建出比较完整的利率曲线走廊。
三是通过加强监管部门与市场的沟通，着力提高市场参与主体价格敏感性。未来应注重并持续推动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以及市场价格波动应变能力的培育和提升。
记者：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的同时，需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您认为如何防范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期间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连平：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期间金融风险可能主要为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包括利率和汇率风险，其防范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注重过渡期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工具的兼顾和灵活使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当前我国金融市场、金融主体等都还在不断发展和丰富过程中，很多情况下数量型工具的调控针对性可能更强，效果也较为立竿见影，是应对转型期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的有力工具，不可为了转型而丢弃。
二是逐步提高监管部门通过管理市场预期来管理应对风险的能力。建立和畅通货币当局与市场主体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央行等监管部门可通过公开言论以及对货币政策执行的解读来加强与市场沟通，管理和引导市场预期，增加市场对当局的信任。这既可提高价格型工具执行的有效性，更可在风险爆发时刻树立起市场对政府的信心，降低风险化解成本。
三是进一步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SLF、MLF以及PSL等工具不仅可以引导短中长期利率，更可以作为优化流动性投向和结构、落实好“定向降准”措施的调控手段；既可以盘活信贷存量，也可防范和化解银行体系发生局部的流动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