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6月28日起实施降息以及定向降准。降息和定向降准的量价组合拳，成为本次货币政策微调预调的一大特色。
同样在上周，央行在连续暂停了19次公开市场操作后，6月25日重启7天期350亿元逆回购，中标利率较上一期7天期逆回购大幅下降0.65个百分点，降至2.7%。同时，有媒体报道，央行于近日加量续做了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且中标利率同样有所下调。
不难看出，央行的这一系列举措，均巧妙地进行了量与价的组合搭配。实际上，在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基本取向不变的前提下，央行近期一直在灵活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通过量价配合，为实体经济创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在保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政策基调中，货币政策定向调控工具的使用，再结合利率的下调，进一步彰显货币政策的优化结构功能，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都在变化，其核心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进一步做好宏观调控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面临诸多挑战，货币政策既要促进经济发展，支持经济保持一定增长速度，又要兼顾结构调整，发挥一定的调结构作用。这就需要处理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总量政策之间的关系，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点，在进行总量调控、保持总量稳定的同时，要进一步促进结构优化，用调结构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同时，经济中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在市场流动性总体充裕的情况下，本次央行采用“降息+定向降准”的组合调控方式，既用总量工具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又用结构性工具进行正向激励。这种量价配合，是适应新常态经济形势与结构调整的需要，可以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优化结构的作用，也是近期央行量价工具组合灵活使用的延续。
从“量”上看，今年2月和4月两次普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之外，央行自去年至今已经进行五次定向降准，这种总量与结构性工具的搭配使用，在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同时，通过正向激励发挥结构性功能。作为结构性工具，定向降准利于货币政策精准发力，能够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血脉”，引导和鼓励更多金融资源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这一举措既可以为实体经济“补短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也利于当前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兼顾多重目标。
除了定向降准之外，央行自去年至今，完善和创设了多种带有结构性色彩的货币政策工具，发挥货币政策的调结构功能。比如调整了再贷款分类，新设立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类别，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央行资金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促进信贷结构调整的功能，强化央行“支农支小”的信贷导向作用。再比如，创设抵押补充贷款（PSL），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改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来源。同时，央行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投放中期基础货币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这些数量型工具的灵活使用，有助于加大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凸显货币政策的优化结构作用。
从“价”上看，本次央行对称性下调存贷款基础利率，是自去年11月份降息以来的第四次利率调整。四次利率调整，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取向发生变化，其重点是发挥好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引导实际利率合理回归。央行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在基准利率连续下调的引导下，2015年5月份，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16%，较去年同期下降0.91个百分点，创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除了存贷款利率下调外，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多次下调正逆回购中标利率，同时，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并且自去年9月份至今，四次下调抵押补充贷款（PSL）利率。这些举措，对于短、中、长利率的下调，均有重要引导作用。
总体上看，进行量价配合，正是当下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需要。转型期的货币政策需要兼顾“量”与“价”目标的平衡，这就需要统筹协调好量价目标，综合使用多种工具调节好整体货币状态。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本次“降息+定向降准”的组合调控，还是近期央行一系列的量价齐动举措，均体现央行更加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不断创新调控方式，既稳增长又调结构的政策取向。
从未来看，货币政策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精准发力的举措或将继续，这些优化结构的政策，将为经济注入更多活力与动力，从而确保全年经济目标的顺利实现。当然，货币政策不是万能药，单纯依赖货币政策也会带来风险，在货币政策预调微调，为结构改革创造机会的同时，还需要加强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