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央银行体系的性质转变，其核心主题是基础货币发行根基由依靠外汇流入转换为本国债券。因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从净吸引外资逐渐向净对外投资转换，如果不向本国货币根基转换，外汇流出、外储逐渐减少会联动拉动货币萎缩，不利于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长治久安。
中国的大国中央银行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基础货币投放途径的改革过程，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动作，可以预期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
中国要避免双重货币黑洞的风险，就要在两个层面同时采取措施。除了商业银行信贷货币层面，在基础货币层面，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体系要进行深化改革，切断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联动关系，实现央行资产从外汇储备为主体向本国债券为主体的转换。转换方法大体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由被动补救变主动出击，用国内债权资产主动地逐渐替代外汇储备资产，外汇储备每下降一点，人民银行就用国内货币操作——包括从二级市场买入国债，或采用2012年以来的SLF、MLF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来注入基础货币以托起一点；第二种方法是一次性切断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关系。外汇储备在资产意义上整体脱离人民银行，填补它位置的是新型“人造资产”——特别国债，但外汇储备仍交由央行的外汇管理局运作。
2014年底2015年初，国际金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和中国相关的新动向。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方面，欧元、日元等非美主要货币相对美元迅速贬值，新兴货币承压，人民币汇率也出现贬值压力，直到3月中下旬才发生改观。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减速的现实，外汇储备出现了停滞乃至轻微下降，甚至有外管局官员提出应当研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国际金融格局以供今天参考。一些舆论一度指向中国以“资金外逃”为由头发生金融-经济联动危机的可能。那么，这些现象之间有什么关联呢？今天新兴市场国家是否再次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危险呢？
其实，这些相互连接的现象最终都和一个事物有关，那就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体系（中央银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方式、中央银行的资产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金融是其中最重要的命题。财政体制的深化改革已经在进行中，而金融领域的深化改革，其基础则指向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体系的改变。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需要其中央银行能担当起大国现代货币体系根基的任务，这是即将到来的中国金融体制现代化中最重要的命题。那么，什么是大国现代中央银行的特点，中国人民银行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多大差距？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要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的确与正常的大国中央银行有相当差距，这个差距是由历史性因素造成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基础货币形成机制上。现代大国的中央银行，其基础货币投放主要通过买入本国债券来实现，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主体资产是本国债券，而中国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在2003年起的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是通过买入外汇实现的，这使得中国人民银行的主体资产是外国货币（再通过外管局集中购买，以外国政府债券形态存在），这是一种小国中央银行（或货币局）的结构，不适应中国作为崛起的世界大国在货币金融基本制度上的需求。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对外开放进入“资本走出去”新时期的情况下，如果当前的中央银行的基本体系（货币投放体系）仍维持原有状态不变，那么中国外汇的整体趋势（从流入变成逐渐流出）势必将连动中国的基础货币进而货币总量，使得中国被动地进入紧缩状态，这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应当一次性切断两者联系。因此，中国的大国中央银行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基础货币投放途径的改革过程，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动作，可以预期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
现代国家中央银行进行基础货币创造的
一般原理及对应央行资产的形成
中央银行是现代国家的货币根基。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贵金属本位制度不再适应时代需求。现代国家的货币基础需要一种新的“锚物”来确定其规模和价值。中央银行的负债——也就是它“释放”出的货币，是社会的基础货币，是一国货币的“底子”，它的形成需要由某种途径实现——这就是基础货币的投放管道。不同的投放管道决定了一国中央银行的性质。正是在投放管道上，大国与小国的中央银行有很大的不同，这导致它们在功能、作用、定位上有根本性的差异。
大国的基础货币的创造通过买入本国债券实现。当然，能这样做的前提是本国有足够大的债券市场。在债券市场尚不存在或尚不发达的时代（如我国1990年代），则通常以央行对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形式实现——这可以理解为央行“买入”商业银行的债务。总而言之，大国一般靠买入本国的某种资产（通常是债权资产——对本国政府的债权（国债）或对本国商业银行的债权（再贷款））来向本国社会注入基础货币。形象地说，大国央行一手吃进本国资产（通常是某种虚拟物），一手它新创造的货币就通过交易对手流入社会。相应的，大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方主要都是本国资产——以本国国债等债权资产为主。大国需要这样的体制，是因为大国的经济总体上自成一体，需要有适应本国内部需要的货币政策——即调节货币的松紧，而本国资产的池子只要累积足够多（如债券市场足够深），其可控性相对较大，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大。
与之相反，小国的基础货币创造主要通过央行买入外币（外汇），吐出本国纸币（基础货币）实现。因为小国的经济重点是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而不是它内部的结构，小国只是个点，这个点内部的经济活动相比世界无足轻重，不由小国自己决定。小国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诸大国定义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维持本国的稳定，并借力国际贸易体系获得发展。因此，以进入小国体内的外国硬通货作为小国货币的“锚”是很不错的选择。具体的做法就是不再主动调控国内货币，而是根据贸易、资本、金融项目带来的外国硬通货进出，小国央行从带来外币的兑换者手中收兑外币，吐出本币。随着贸易发展壮大，国内积存外币增多，本国基础货币自发形成。所以，经营成功的小国的央行资产往往以外币（外汇资产）为主。有的小国（地区）干脆完全放弃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采用固定汇率，执行金融管理局制度，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立陶宛等。
但是，国家有发达与不发达之分。上述大国、小国的差别，指的是在同为现代化发达国家的状态下的大小国之间的区别。在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进军过程中，则可能出现由历史原因造成的错位，这种错位是历史的必然，难以避免。从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看，一国工业化及其崛起，需要增量市场，这种增量市场除了本国投资之外，通常需要外部市场来消化某些制成品尤其是消费行业的制成品，而这种市场在本国是很难生产的，因此通常需要外国市场，尤其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外国（支付外币）或殖民地（支付贵金属及衍生纸币）的市场来消化。即便是发展历史中基本不依靠出口的美国，其19世纪-20世纪初的移民和西进运动带来的增量市场也相当于出口市场的功能。同时，一国发展过程中必然需要货币注入，这恰由上述外部市场的拉动过程中自发带来的货币注入（出口货物，流入货币）解决了。纵观经济史，上述理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最典型的代表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它们在经济起飞的后期都出现了外汇储备剧增的情况，同期中央银行资产规模急速增加，基础货币充盈，而在基础货币之上，由银行信贷决定的货币总量更加充盈；至于依靠移民、西进运动等新增市场的19世纪美国，则主要依靠西进运动中发现的金矿（加利福尼亚、阿拉斯加）作为新增基础货币的来源（美国很长时间没有中央银行，金属货币作为储备直接支撑各商业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总之，在一国发展过程中，基础货币的来源很可能以外来货币为基础。
但是，这种发展路径形成的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创造模式，在本国逐渐接近发达状态时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对于小国来说，继续这种由外来要素（外币）决定本国基础货币的模式是可以接受的，比如韩国——它们可以继续坚持“韩元不是钱，美元（国际货币）才是钱”的理念。但对于大国就不行了，大国经济五脏俱全，有自己主导自己命运的需求，不能将自身命运决定于他人之手，本国货币政策应该及时调整以满足国内经济形势——这在大国实现现代化之后尤为如此。现代世界上有资格算得上大国的只有美、俄（苏）、中、印四家（欧元区算拼凑起来的人造体，摇摇欲坠，不算“大国”）。美国的联储货币体系已经完全成熟；俄国靠的是非货币的指令经济发展起来，等引进现代银行体系时伴生长期衰败，问题性质不同；印度还没发展起来。所以，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案例——已经发展起来的大国，因为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国外市场，基础货币创造体系带着历史痕迹——主要依靠外币流入，现在又迫切需要建立适应世界级大国内在需求的现代国家（中央银行）货币体系。我们不能像韩国那样，认为“人民币不是钱，美元才是钱”，而要转化成“美元的确是钱，但人民币也是钱，而且是比美元更有影响力的钱”。所以，中国的中央银行体系改革，是从历史原因造成的小国模式中央银行体系向现代化超级大国模式的中央银行体系的变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中国近十二年货币体系的形成过程
近五六年来，关于中国“货币超发”的媒体舆论一直绵延不绝。这是一种利用了人们朴素思维的理论，十分流行，但本质上是谬误的。中国的货币不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出来的。正确理解中国的货币体系是进行深化改革的起点。中国过去12年的货币局面，是由中国的发展模式的特点决定的，带有相当的历史必然性，只是现在正进入新的变革期。
现代货币制度下，货币不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而是由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凭空造出来”的。具体地说，现代货币体系分两个层面：基础货币和货币，后者即人们通常接触到的、能够感知的货币，主要以商业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形态存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起来后，账户数字直接划转，不需要纸币作为银行间中转媒介，货币更成为一个数字化的东西。在商业银行层面，是贷款创造存款，而不是存款创造贷款。商业银行是货币的载体，而不是货币的中介。这一点，过去我们认识不清楚——不仅是新中国经济干部认识不清楚（因为在我党的解放区金融经验中存款就是“回笼货币”了，那时的货币仅限于流通的钞票，存款不能作为支付手段，与今日迥异），而且是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都认识不清楚（他们大多用“派生存款”这种字眼，但西方有部分经济学家对此是清楚的）。近两年来，中国出现了一批紧密结合基层工作经验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如人民银行的孙国峰、李斌、伍戈），重新解释了这个基本问题，再造了这个基本命题的理论，比较完美地解释了中国这些年的经济-金融现象。在现代货币体系中，只要中央银行投放给银行的基础货币（作为银行资产的一部分）足以应付银行自己创造的货币（银行账户存款，属于银行的负债）的周转，就没有问题。形象一些说，理论上，如银行获得1元基础货币，假设存款准备金率为10%，则它可以立刻用贷款方式创造10元的社会可流通货币（给某个在自己行开户的账户写上10元的数字）。中央银行只能通过法规和货币市场操作间接影响社会的货币总量，而不是“印出”社会全体货币。社会货币总量的直接创造能力其实在商业银行手中。
在这个原理基础上，中国过去12年的经验就很容易得到理解：在基础货币层面上，中国因为外汇储备的膨胀而创造了几乎等量的基础货币，外汇储备构成了央行资产的主体（截至2015年1月，人民银行总资产33.9万亿元，其中外汇资产27.06万亿元，而政府债券只有1.53万亿元，对应基础货币（储备货币+政府存款，均为央行负债）32.6万亿元）。由于有充裕的基础货币做底，商业银行信贷十年来持续扩大，M2意义货币从2000年13.46万亿元扩大到2014年底122.84万亿元。而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并存，经济核心行业资产较重，需要通过大量贷款实现——也就是一种贷款密集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必然自我实现式的产生大量货币（贷款创造存款货币）。事实上，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央行一直通过各种间接措施（高准备金率、信贷行政指标、低贷存比等）试图控制银行通过贷款创造货币的速度，否则我国货币总量增长还可能更快。韩国在1962-1995年经济高速增长时，货币增长就比我们更快——该国当时经济的贷款密集型特征与我国今天高度类似。只要贷款未归还，这些货币就留存于世间。即使经济高速增长期时某些贷款（如房贷）归还得很快，但事实上这是因为有更多的新贷款被创造出来，在社会意义上实现了滚动，所以贷款创造出来的货币在社会上长期留存，越来越多——这才催生了我国众多工业基础行业的大扩张，房地产作为存量资产品大升值等现象。我们今天在抱怨环境污染的同时，也必须想到正是这套货币-经济机制使得我们社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如此多财富（包括货币和升值的资产品）被“凭空”创造出来。同时，也正是这套机制，使得我国获得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基础建设能力，这才有高铁网络等今天我们充分享受其便捷的世界奇迹。
那么，为什么在论述中央银行体系变革——基础货币问题的时候，还要论述居于其上的商业银行货币体系呢？因为两者是高度联动的。中国的中央银行体系要深化改革，正是要防止基础货币体系出现不可控变化的风险——比如被动收缩。如果一旦基础货币因为某种原因而系统性收缩，上面的货币就如同松动的岩层一般开始崩塌收缩——而表层M2意义上的社会货币收缩量的绝对值将远高于基础货币的收缩值，这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换句话说，如果说基础货币的充裕支持了表层M2货币的大创造，创造了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2003-2011），那么一旦整个逻辑倒过来，基础货币开始萎缩，M2货币也将随之大萎缩，中国就将陷入举世罕见的长期大萧条。这就是潜在的“货币-经济大黑洞”危险。
现代大国货币体系中外汇储备的地位
及中国央行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
事实上，任何大国的中央银行资产都应当由本国（证券）资产为主体，也就是大国货币必须建立于本国信用之上。任何关于大国货币的基础应寄托在某个外国事物上的建议，对该大国都将产生长期不利影响，甚至有摧毁性作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1990年为苏联经济休克疗法出主意时，建议苏联应该以西德马克和美元作为货币发行基础，就是摧毁苏联的馊主意。从这个长期规律看，中国近20年自发形成以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基础，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现象，应当正确认识外汇储备的意义和地位。
今天，外汇储备似乎对于中国人有某种“神圣”的意味，这是长时间的历史印象所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早期我国长期外汇短缺，以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外汇储备不能低于1000亿美元的硬性规定，都让中国人对外汇储备的重要性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需要进口大量技术、货物，而由于生产能力问题，出口产品种类少、档次低，国际上对人民币无法产生需求，国际硬通货外汇及其储备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强，国际上最终会产生对人民币的需求，本国货币自发变“硬”，外汇储备的地位就没有那么高了。一个饶有趣味但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外汇储备对于自身货币就是硬通货的大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而言是什么地位？
从经济史来看，对于工业化大国来说，外汇储备本身只是经济、金融互相来往的伴生物，而不是本国货币的发行基础：美国的外汇储备由日元、欧元（过去是德国马克）构成，德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日元为主，这些国家货币各自是对方的外汇储备，因此外汇储备也就不具有比本币更高的地位——美元的价值显然不需要由其外汇储备中的英镑、日元、德国马克来决定。同时，官方外汇储备也只占发达国家各自央行资产的很小的比重。二战以来，原初设计的发达国家货币体系主要以黄金、特别提款权为各自货币发行的“储备”，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则越来越以各国国债为资产主体。事实上，对于那些其本币在国际流通中被广泛接受的国家来说，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甚至在历来被认为“出口第一”、“囤积外汇储备”的东亚奇迹代表国家（地区）中，经济规模最大的日本也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把外储当宝贝。日本在早年发展的时候外汇储备增长也不是很显著（1950-1960年代大部分年份都是贸易逆差），直到1980年代早中期，外汇储备（美元）才急剧上升，并伴生美日贸易摩擦。日元与当时的美元和欧洲国家货币可兑换性差别不大，国际地位差不多。到了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由于其经济起飞过程中对货币兑换进行严厉限制，本币的国际接受度几乎为零，美元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才十分独特，两地外汇储备的国际货币的地位明显高于韩元、新台币——以至于韩国经济界长期认为“本币韩元不是钱，美元才是钱”，而东亚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极大，这才造成了外汇储备地位高的印象。
我国启动大规模发展之初，本国不存在债券市场，此时的“对银行再贷款”等国内债权资产是靠行政性手段创造的，对国内货币调控无法市场化、精细化。此时借助出口经济、吸引外资，以自然形成的外汇储备顺势构造本国货币基础，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当本国生产能力足够强，国际上对本币的需求已经形成，同时自己又已经发展出足够深的债券市场时，就应当进行体系切换，回到由本国债券构成货币基础的大国体系上去。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在中央银行层面的含义，就是中国的央行货币体系要从以外汇储备为资产主体的“小国央行”转换为以本国债券为主体的现代化大国央行模式。
中国央行货币体系
不改革情况下的可能风险
如果中国央行不进行系统切换，会产生什么风险呢？会产生“货币黑洞”的风险。这种风险的根源在于，在中国中央银行现有体系下，基础货币和外汇储备存在联动。一旦外汇储备系统性减少，基础货币存量就会联动着减少，带动上层信贷货币总量进一步减少。
当然，由于过去多年央行试图勒紧商业银行信贷创造货币的缰绳，形成了我国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即货币/基础货币这一“货币乘数”非常低），可以以降低存准率的方式，使基础货币下降时货币总量不下降，或者在基础货币层面，用公开市场买入国债和SLF、MLF等新型注入工具来托起基础货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外储与基础货币总量联动的故事深入人心，尽管有上述中短期弥补工具，系统性外储减少是会对金融市场信心产生不利影响的。而系统性减少的触发因子，目前已经出现。其中原委涉及中国外汇储备的来源。与媒体渲染的故事不同，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都是“人民辛勤生产的出口所得”，而是由历年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历年累积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热钱、少部分金融证券投资（QFII等）、外管局累积经营盈利共同积累，再扣减我国累积的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不同项目不同时期的增速各不相同，其中贸易顺差、FDI、热钱是三大项，大体可以认为是3:2:1的关系，变数主要在外商直接投资及近年兴起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上面。
如果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体系不变而这些压力又不加遏制，再加上可能遭遇国际汇率风云变动（如2014年第四季度美元对非美货币持续升值），这两种压力可能促发热钱流出以及拉动本国居民恐慌式挤兑美元，官方外汇储备就会较大幅度萎缩，联动基础货币萎缩。
与1990年代初的日本相比，当前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风险。中国的货币体系风险同时发生在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信贷货币两个层面。基础货币方面，如前文所述，外汇储备可能出现下行趋势。联动基础货币紧缩，导致商业银行银根紧缩，拉动信贷收缩。同时，即使基础货币不收缩，信贷货币层面也出现了类似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这就是中国一些经济大省2014年浮现的“联保危机”。这个危机的缘起是联保机制：2009-2010年的四万亿刺激期时，企业被诱惑着大上重资产项目，项目均找银行贷款，银行也有压力快速完成贷款刺激任务，“拉郎配”地让企业之间为彼此新增贷款互相担保，形成一串串“联保圈”。产能完成之时碰上经济系统性下行，经营不好，银行此时又倾向收紧贷款，企业资金周转破裂，个别企业贷款违约，此时联保链条启动，联保关联企业被迫替问题企业还贷，再触发自身资金紧张、违约，再传染……这就是“瘟疫式”的“联保危机”，这会导致坏账率飙升以及社会存款货币相当规模的收缩（还债），也是货币黑洞。幸好，与日本的“慢性病”相比，中国的“急性病”爆发猛，迅速引起地方政府警觉，采取非常措施托住局面，但目前疾病仍然存在。因此，理论上说，中国的货币黑洞问题比日本还更多层、更复杂。
中国中央银行货币体系改革方法
中国要避免双重货币黑洞的风险，就要在两个层面同时采取措施。商业银行信贷货币层面，主要是地方政府稳住局面，再引起中央金融主管部门的重视，采取逐渐解开联保链条的方法，实现坏账可控下的产能合理优选，笔者不再赘述。基础货币层面，则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体系要进行深化改革，切断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联动关系，实现央行资产从外汇储备为主体向本国债券为主体的转换。那么怎么转换呢？转换方法大体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把上文提及的被动补救变为主动出击，用国内债权资产主动地逐渐替代外汇储备资产，外汇储备每下降一点，人民银行就用国内货币操作——包括从二级市场买入国债，或采用2012年以来的SLF、MLF等形形色色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来注入基础货币以托起一点。近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在《寻找中国货币投放的新常态》中就提到了这个思路。问题在于，中国央行资产的外汇储备比例实在太高（达80%），而从央行创造这些新工具以来的操作来看，这些工具还不是一直“吐”货币，时不时还要吞回去，这么来回反复，哪年哪月才能实现国内债权资产对外汇储备资产的替代？
第二种方法是一次性切断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关系。外汇储备在资产意义上整体脱离人民银行，填补它位置的是新型“人造资产”——特别国债，但外汇储备仍交由央行的外汇管理局运作。这个思路见于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011年《比较》第6期上发表的《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文章作者时任中投公司董事长，此文获第15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该文提出中国还有六项基本财政、金融制度性问题需要深化改革，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个人所得税、户口制度、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系、资本项目可兑换、财政和央行账户的关系（即外汇储备管理-基础货币联动问题）。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系的深化改革就是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财政体制深化改革的主体内容，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也在2015年初由楼继伟部长提及了——社会保障体系变成名义账户制（这是另一个高度适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其他几项的推进前景自然可以预期。其中，关于外汇储备-基础货币体系的改革思路，是用财政发行特别国债的方法，一次性将外汇储备“买下”（其实是一次性置换），然后再委托外管局进行管理。楼继伟部长称，这种方法是模仿日本1950年代的《外汇资金特别会计法》的做法——日本外汇资金归属财务省，委托日本银行（央行）做海外投资，而每当有新增外汇流入时，日本财务省在市场上发行短期债券（外汇平准基金融资券）获得日元以吸收外汇——融资券可由日本央行购买（新创造日元），也可由民间吸收（用已存在的日元来认购）。建立这种机制后，央行的基础货币就和外汇储备脱钩了——尤其是外汇储备开始下行时。设想中国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与外汇储备进行置换后，一旦外汇储备下行，财政部将外汇卖与兑换方，兑换方将本币付给财政部，财政部可以拿着本币去社会上使用，并没有去归还特别国债，因此特别国债不消亡，也就不导致基础货币的任何变化。
当然，这个方案的细节值得进一步细化。例如，特别国债要不要设为近乎零利息（确切地说是设定和人民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一样的利率并左手倒右手账面操作）？理论上是国债就应该有利息，为什么要提零利息？这是因为这个实质置换其实是中央政府左手倒右手，实际操作过程根本不会涉及市场，没必要装模作样设定一个利息，但是我国《人民银行法》因为历史原因规定“禁止人民银行从财政部直接认购国债”（这个条款是在1990年代担心通胀失控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和今天环境有很大差别），制造了一点技术性障碍，而且一旦利息设定按长期国债（10年期）的市场收益率定，以27万亿人民币的存量，当前3%以上的利息，一年利息就近1万亿，几乎相当于当前中央政府本级财政支出的一半，财政利息支出就坏得没法看了，实在是自己创造问题折腾自己。其实，这种特别国债在我国当代金融史上也实践过——第一次数额2700亿人民币，用于1990年代末银行体系大改革时“无中生有”创造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第二次数额15500亿人民币，为2007年财政部购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中投公司资本金，这两次特别国债都是特别操作，通过中间实体倒了一次手（用来满足《人民银行法》的法律要求），其实不涉及债券市场，设定的名义利息实际上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两次都是在社会利息率比较低的时候设定债券利息的，利息确实不多。但这一次可能生产的第三次特别国债，数额将达27万亿人民币，而财政部2015年末国债（不含此前两次特别国债）限定余额才11.2万亿人民币，不可能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说，特别国债的目的完全是技术性的，因此，可以把这第三次特别国债不叫国债，而命名为“平准券”，规定实质无息（技术操作上可设定有等同于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在央行存款（准备金）支付存款利率的利息，当前利率为0.72-1.62%不等，综合在1%左右。这是为了平衡央行在负债端每年为各商行存款支付的利息，让央行账面上不至于出现亏损——虽然央行本身是货币创造者，无所谓盈利。其具体操作是平准券每年自动增发原存量的1%，直接置换入央行资产），以免债券市场误解而产生巨幅波动。也就是存量一次性替代不考虑市场模式的国债，只在未来服务于新增的外汇流入时，再按市场收益率发行的新债券来吸收——由于我国外汇储备很可能就此到顶，因此这种服务于吸收外汇的付息债券发行的机会可能很少了。当然，这个方案是由财政部部长4年前提出来的，不是央行行长提出的，但财政与央行制度设计事实上紧密关联，两部门负责人当年履历相近，观点相通，这个巧妙的改革方案很容易得到赞同。改革及其路径是完全可期的。
向现代大国央行模式转变
如果采取楼继伟部长4年前建议的操作方案，中国央行货币体系的改革将是一次乾坤大挪移的无形制度转变。其作用非常重要：经此一役，中国的基础货币体系就从小国模式转变为现代化超级大国模式。人民币的基础是自己国家的信用（国债或平准功能的特别国债），其背后是我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与世界几大国际货币的基础没有性质差别，这才对应中国的国力水平，适应中国走向世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亚非发展中国家集体工业化的需求。至于切割出来的外汇储备，则可以灵活使用，尤其是在人民币成为发达的国际货币（标志是至少在贸易、工程结算、实体经济投融资方面能便利使用）之前的过渡阶段，充分服务于国家目的。
中国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体系后，会与中国债券市场的现代化和进一步繁荣互相作用。中国现在能够实现从小国央行模式向现代化大国央行模式的转变，和近十年来中国债券市场的异军突起是密不可分的。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版图的最引人瞩目的变动，就是中国及中国相关债券市场的崛起——核心正是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的爆炸式发展，兼及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央行基础货币体系现代化，将使人民银行这个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更频繁地、更多方式地参与债券市场的活动中去，配合同步进行的财政改革带来的债券品种的理顺调整，进一步促进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
深度的债券市场，正是一个大国成为世界“金融极”的必要条件。同时，随着诸多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建立，全世界形成人民币24小时可清算的环境；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2015年年内启动；工商银行在世界各国通过酝酿已久的收购布局，快速形成覆盖全世界的终端网点，这几大要素都将为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快速铺开提供技术可能。
可以预期，随着“一带一路”的展开，上述金融基础制度、技术会快速促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尤其是在工程结算这个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中最大潜在金融需求领域。再结合QFII和QDII的进一步双向打开，境内外货币在PE、二级市场上的交投进一步活跃化，人民币将迅速成为和美元功能媲美的交易货币，而且随着中国企业全球业务的拓展，不断自我强化。此时，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将不再是前几年那种为博取升值收益而买入的投机性需求，而是具有扎实的真实经济交易基础的需求。而人民币正是在这条由若干制度铺就的大道上，成为现代化超级大国的货币，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货币，中国将大踏步走向现代货币体系。（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