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放水”易导致货币贬值，造成资本外流。其次，大“放水”易导致中国企业美元债务负担增加。再次，“放水”的效果需要时间观察和评估。最后，大“放水”易强化脱实向虚趋势以及虚拟经济热、实体经济冷的两极分化走势。
市场一直坚信，降息之后便是降准，大“放水”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这种预期一再落空。
不仅降息之后没有很快降准，而且自去年12月以来，正回购操作已暂停6周，逆回购操作也未重启，这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极为罕见；即便有“放水”动作，也非降准，而是市场本周传闻的到期MLF（中期借贷便利）减半续做。
为什么面对降息之后融资成本难降的现实，货币当局并不急于大“放水”？
首先，大“放水”易导致货币贬值，造成资本外流。资本正常进出，无可厚非，但大进大出则不利于经济金融平稳运行。鉴于中国潜在的降息预期和美国的加息预期，资本将会随着两地息差收窄、人民币在大“放水”下进一步贬值而出现外流。事实上，即便尚未大“放水”，资本已有外流迹象。高盛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项数字的不断扩大可能反映了资本正在秘密出逃。净误差与遗漏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人为设立的项目，其作用在于抵消统计误差，使国际收支达到账面上的平衡。根据复式记账原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借贷双方应相互平衡，两者之差应等于零。现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该项数字自2010年起逆差累计已达3000亿美元以上（近两万亿元人民币），而2014年也正是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首次出现年度贬值。显然，人民币汇率要保持稳定，大“放水”需慎之又慎。
其次，大“放水”易导致中国企业美元债务负担增加。据估算，中国外债可能已经达到了1万亿美元，比全球金融危机时增加了四倍。去年人民币贬值约3%，中国企业的美元债务负担就增加很多。如果大“放水”造成人民币继续贬值，中国企业将可能会因为美元债务增加而陷入偿付危机，甚至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不符合国家利益。
再次，“放水”的效果需要时间观察和评估。去年，货币当局采取了包括定向降准、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非对称降息等在内的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向银行体系投放基础货币，促进社会融资成本降低。虽然这些工具的组合使用遏制了经济下滑势头，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但刺激效果呈现边际效益递减。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因为最新公布的去年12月宏观经济数据疲弱就立即“放水”？恐怕还需三思。眼下的市场已陷入“经济数据一低迷，货币当局就需开闸放水”的思维怪圈。这其实是市场“信贷瘾”的发作，也是那些深度介入金融股的投资机构的别有用心。毕竟降息后金融股狂飙突进的走势让这些机构狠赚了一把。现在，它们急需的是货币政策再添一把火，以便金融股再次井喷。
最后，大“放水”易强化脱实向虚趋势以及虚拟经济热、实体经济冷的两极分化走势。降息之后，A股出现的短期快速上涨令人瞠目。与此同时，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未因降息而全面降低，“融资难”和“融资贵”依旧困扰着中小企业。日前发布的《中国小微企业白皮书》显示，“融资难”依然是小微企业经营发展中面临的五大共性问题之一。企业主反映，抛开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因素，“筹资扩张困难、借贷难”位列制约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第一位。货币当局投放了那么多基础货币，最后受益的不是实体经济，而是股票市场，这不应当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未能有效疏通前，大“放水”应慎行。
当然，目前货币当局不急于大“放水”，也与市场流动性充裕有关。1月13日，Shibor隔夜品种下跌8.6个基点至2.6670%；7天期Shibor下降3.2个基点至3.7300%，两者均为1个月来新低，表明市场流动性并不紧张。从操作方式看，定向宽松的结构性调控工具在新年后依旧是首选，这或许预示了今年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