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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之谜思考:慢增长、快周期意味着什么

中国金融信息网2014年07月21日11:18分类:人民币动态

核心提示:中国经济“慢增长+快周期”的奇异组合,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中枢下降后,政府为了经济维稳而施行的一系列刺激政策所致。

货币松、资本紧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之谜思考之一

赵建 中国金融信息网人民币频道特约专栏分析师

慢增长、快周期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之谜思考之二

刚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二季度经济企稳信号明显,GDP增长率又回升到维稳底线之上。分析人士普遍对今年下半年的增长势头保持乐观,认为经济又一次摆脱去年三季度以来的持续下滑局面,重新回到短暂的上升通道。

我们观察到,自去年二季度经济进入波谷,到今年二季度再一次维稳筑底,整个周期相隔时间还不到1年,且今年二季度的GDP增速创下了近二十年新低。这表明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了让人费解的现象:经济增速在快速放缓的同时,经济波动竟突然加剧了。这种“慢增长+快周期”的状态组合,是常规经济理论难以理解的。经济周期理论发现,最短的存货周期都在4年左右。但存货周期只是短期扰动,经济还要受朱格拉周期(10年左右)、库兹涅兹周期(20年左右)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年左右)等十几年、几十年的大周期主导。难道中国经济现在“沦落”到靠短存货投资来支配的周期状态了吗?

而且按照直观的理解,当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后,波动的幅度应该减小,如同行驶中的汽车在速度减慢后更加平稳一样。但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却与此相左,2011年到现在,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在加大,甚至在不到一年内就可以实现一个从筑底到回升再到见顶的“快周期”过程(见下图)。

虽然前几年中国的高速增长也不算稳定,但是快增长伴随大波动我们可以理解。笔者曾经在一个基于政治家-企业家的双主体模型中得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架构(寻租经济)必然会导致经济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均衡[i]。但是现在让我们产生迷惑的是,在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时候,为什么增速颠簸反而加剧了?这是中国经济着陆中各个经济主体再平衡下的内生性颠簸,还是政策变动形成的外生性冲击,抑或全球经济不稳定形成的脉冲响应?

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理解似乎不难,那就是中国经济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政府救助为主导的政策市,周期波动呈现出“维稳周期”的状态。我们定义的“维稳周期”的主要特征是,内生增长力量疲弱,经济向上的动能几乎全靠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没有明显改善,主要出口国家经济复苏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的时候,经济增长和周期变化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政府的投资和消费活动。

拿最近一个短周期来说,从增长的动能来看,我们没有发现明显的内生结构性力量,本轮经济回暖的动力来源仍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和消费(政府购买)活动。相关的数据证明是,6月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创纪录的达到26.1%,远高于今年1-4月财政支出累计增长9.6%的增速,其中住房保障和交通运输支出增长明显,增速分别为30.2%和22.1%;在房地产投资受政策影响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1.65%,其中政府主导的铁路、高速公路、地铁和核电站等基建项目仍是重点。

而来自银行从业人员的感触是,近几年几乎每年都会有一段时期实体经济都在焦虑的等待刺激政策的出台。这个时间点一般是在二季度,或者确切的说是6月份前后。这其中有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在里面,因为各个地方项目的预算审批大部分都是在二季度通过,三四季度集中花钱搞项目。今年的预算审批可能早了一点,毕竟经济形势在一季度实际上已经非常严峻。

这样,我们的答案也就很明显了。中国经济“慢增长+快周期”的奇异组合,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中枢下降后,政府为了经济维稳而施行的一系列刺激政策所致。而且这种短周期呈现出明显的政治经济动力特征,与财政预算的制定、审批和实施周期有很大的关联。比如,一般都是下半年经济进入波峰,主要原因就是下半年是预算通过、大项目集中开工、公共部门集中花钱的时期。

再通俗一点来说,慢增长是市场无形之手的内生要求,而快周期则是政府有形之手的外生干扰;慢增长是“无可奈何”,快周期则因“心有不甘”。毕竟,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下移已经成为客观的规律:资本边际效率的递减、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衰微、能源资源的外生约束等公认的供给层面的因素自不必说,由于制度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需求压抑和消费厌恶,也在短期内成为进一步抑制增长的重大障碍。然而,为了使中国经济免遭硬着陆的厄运,政府必须发挥有形之手的能动性,以保持经济增长稳定在就业率容忍的状态,区间管理和维稳兜底也是在当前各种宏观约束下的最优政策选择。

但是,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没有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靠维稳政策刺激,超短的周期波动会带来巨大的不良影响和风险,经济的长期增长还需要最大化的发挥每一个生产要素的作用,因此还是老话题,中国需要加快改革。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改革的动力和目标首先要保持一直,这就需要改革顶层设计者们加快权力重组,从修正游戏规则入手,从根本上消除内生改革的政治性障碍,更多的以供给学派的视角去盘活存量、解放生产力,才是找到新的均衡增长路径的根本办法。

(作者系青岛银行经济学家,兼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硕士生导师、《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本文不代表所属单位观点。)

[i]黄少安,赵建,2009:《转轨失衡与经济的长期和短期增长:一个寻租模型》,《经济研究》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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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