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本周一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上表示，未来要更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提高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再清楚不过，未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让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价格，汇率是有效配置国内国际资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及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都有利于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优化资金配置效率，增强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从1994年起，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形成市场汇率。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0年6月19日，央行对人民币汇率浮动实行动态管理和调节，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014年，人民币汇率从单向升值转为双向波动。对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1994年是0.3%，2007年扩大至0.5%，2012年扩大至1%，2014年再扩大至2%。
可以说，扩大人民汇率浮动区间是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的制度安排，双向浮动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短期内的升值和贬值都不能简单归结为某种趋势，而应更加关注中长期趋势。随着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人民币将与国际主要货币一样，有充分弹性的双向波动会成为常态。如果汇率出现异常大幅波动，央行将实施必要的调节和管理。
再来看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改革。2015年“8·11”汇改，主要就是改革中间价定价机制，让人民币定价机制实现透明化。而且，之后三年多，央行对中间价定价机制的改革从未停歇。从2015年年底推出“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到2016年年底进一步扩充一篮子货币种类，再到2017年2月中下旬缩减一篮子货币汇率的计算时段、2017年5月底引入逆周期因子，最终形成“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的中间价报价新机制，有效对冲了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汇率调控的自主性大增。2018年以来，“逆周期因子”已回归中性。另外，央行还三次调整政策工具，在2017年9月取消了已实施两年的汇率风险准备金，2018年8月，恢复外汇风险准备金至20%。
足见，针对外汇市场出现的顺周期波动，央行运用已有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在必要时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逆周期调节，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随着市场各方对汇率波动容忍度的显著提升，市场主体行为更为理性，我国在走向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征途中迈出了坚实步伐。
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超过2%。而且，今年人民币汇率运行环境或将面临“一个改善”和“一个利好”，即中美利差正重新朝向有利于人民币汇率上行的方向运行和改善，资本项净流入有望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利好，这意味着汇率贬值压力显著减轻。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经济运行与政策取向的相对变化，而两国利差波动是对这种相对变化的直观反映。分析显示，2018年中美利差大幅收窄是中国国债利率下行和美国国债利率上行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年以来，中美利差开始脱离低位，最近已回到接近70基点的水平。美债利率下行是这种变化的主要推手，根源在于市场对美国经济运行与政策取向的看法有了大变化。这一点，可从上周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按下加息“暂停键”的决定中得到充分印证。由此，市场对全年人民币开启新一轮强势周期又多了几分期待。不过，笔者想在这里重申，无论如何波动，未来的人民币汇率走势都将会越来越市场化，管理层对市场的首要保障就是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由此推论，当下更重要的是继续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为基于实需原则的进出口企业提供汇率风险管理服务，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直接交易市场的发展，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基础设施，支持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待上述基础条件成熟后，再择机继续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区间，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继而向“清洁浮动”稳步迈进，完成汇改的“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