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资本市场加快双向开放步伐，如A股纳入MSCI、放宽外资券商持股比例及收购境外交易所、沪伦通即将推出等举措频频。业内人士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与国际化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引进来”及“走出去”，中国资本市场站在新的起点，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引进来”是必然
近期，我国通过逐步提高QFII、RQFII额度，提升外资机构在我国资本市场占比，吸引更多境外资金配置境内市场，以主动开放推进资本市场国际化发展。
“外国投资者过去一年增加了A股持股。”瑞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股票主管、董事总经理施斌向记者表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18年3月底，境外投资者在中国的在岸股票持有总额为1.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5%。深港通、沪港通的开通启动了中国在岸市场投资，自此海外投资者在过去2—3年中持续增加中国股票投资。
与此同时，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券商持股比例达51%。消息一出，瑞士银行即向证监会申请股权变更并获受理，这意味着瑞银成为首家在中国内地申请控股证券公司的外资机构。据悉，野村证券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也将紧随其后。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研究员曹啸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外资股东拥有这些金融机构的控制权后，对其而言，合资券商的股权价值会显著提升，而且会有更大的激励引入更好的经营管理理念、技术和组织架构，发挥外资券商在产品设计、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在曹啸看来，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行为的重要因素。“以往合资券商在外资控股后，经营行为等会发生根本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资控股券商的出现，等于在中国证券市场引入新的机构类型和竞争力量，会对中资券商形成竞争压力，但从长期看有助于后者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记者了解到，瑞银集团正在加快中国资本市场的布局。以瑞银资产管理为例，5月2日其在中国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WFOE）瑞银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推出了首只境内固定收益基金产品“瑞银现金添益债券私募基金一号”，并正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最重要的原因。”曹啸告诉记者，由于金融发展阶段的差异，外资金融机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像瑞银这样的金融机构已在中国证券市场积累了渠道、人脉、信息、风险等方面经验，取得控制权后，外资券商可以把技术竞争优势叠加，深入参与中国市场，且能实现迅速盈利，从而获得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走出去”是趋势
在外资券商“走进来”的同时，国内券商“走出去”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5月4日，招商证券、中信证券分别公告称，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准试点开展跨境业务，业务规模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20%。至此，获准跨境业务试点资格的券商增至7家。业内专家认为，这是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鼓励券商“走出去”的实质性举措。
曹啸向记者表示，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是一种趋势。对中资券商而言，首先境内客户具有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为此，券商必须开拓海外市场，为客户全球配置资产提供便利；其次，国际投资者在新兴市场进行资产配置的需求长期存在，尤其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背景下，国际投资者具有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的需求，这也要求券商开拓海外市场，近距离接触国际投资者；第三，券商在自身投资及帮助客户投资的过程中，为更好地对冲和分散风险，必然要求在全球进行资产配置。同时，海外市场的开拓意味着券商能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产品线，提升资产配置能力，这也是激励券商“走出去”的因素；第四，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机构开拓国际市场，在全球开展业务是自身分散盈利来源，提高抗风险能力的需要。
曹啸认为，券商“走出去”有利于提高国际化水平，有利于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有利于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随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未来或有更多券商获准试点跨境业务，已获准试点的业务范围也有望进一步扩容。
不过，曹啸指出，目前中资券商的国际化水平较低，来自海外市场的收入占比较低。因此，券商“走出去”首先要熟悉海外市场的监管与法律要求，尤其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注重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避免不当行为破坏海外投资者对中资券商的信任；其次，要了解海外市场的文化，了解海外投资者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设计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提供高质量服务；第三，中资券商最大的竞争优势是熟悉中国资本市场，中资券商应立足于连接中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优势，发挥海外业务与境内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
新机遇兼具新挑战
我国资本市场扩大对外开放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业内人士认为，新时代的资本市场开放是双向的，是要实现中国资本市场与国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要以资本市场开放带动整个金融市场开放，实现整个金融市场全球联通。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引进来”和“走出去”，站在新起点的同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资本市场规模增速特别快，也有很高的融资效率，支持了中国经济增长。但目前处于发展初期，有较明显的新兴市场特征，主要表现在市场缺乏秩序、上市公司不当行为盛行、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还不能很好地约束上市公司行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缺乏信任，股市短期投机氛围较重。”曹啸指出。
“1993年，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占比为零，目前占比为11.3%，并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股份只有1.1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金融市场国际化严重落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
由此看来，中国资本市场全球化与国际化亦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必然要求。曹啸表示，在WTO框架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是义务和责任，也是一种国际压力。以往中资金融机构开展海外业务受到其他国家限制和约束，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有限，而国际金融市场更强调开放的对等性。因此，双向开放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中国资本市场已具备了开放的条件。
“国内金融机构有客户网络、资源、当地支持的优势，国际金融机构有资本、风险管理、产品的优势，两种具有不同优势的竞争将使中国资本市场非常精彩，并由此改变中国金融市场格局。”朱民认为，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会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建立健康有效和稳健的金融市场体系。
曹啸认为，在此过程中，中国的金融监管应借鉴国际经验，在制度上夯实中资券商开展海外业务的监管要求，尤其在中资券商的治理结构、强化信披和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进行完善。“中资券商‘走出去’会对监管制度提出更高要求，尤其券商海外业务的拓展，会加剧中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之间风险的传染，中国金融体系更容易受到外部风险冲击，监管当局需面对更复杂的系统性风险管理的问题；此外，在监管制度设计上要考虑金融机构适应海外市场的具体情况，进行业务、产品和风险管理创新，在中资券商拓展海外市场的风控之间进行更好的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