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3月22日签署总统备忘录，将对涉及金额约达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有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严重，是贸易战无可避免的根本原因。这一分析不够全面和准确。实际上，国际贸易不仅包括货物贸易，也包括服务贸易。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但主要是在货物贸易领域；而在服务贸易领域，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呈逐年扩大之势，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1]，而美国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所以，应全面看待中美贸易关系，并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一、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
从经常账户整体看我国国际收支，可以发现，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在2008年达到4206亿美元的峰值后回落，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在2015年达到历史高点（5670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逆差仍然呈逐年扩大之势。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72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4761亿美元，较上年下降179.8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612亿美元，较上年扩大170.4亿美元（见表1）。而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从中美服务贸易差额总规模来看，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几乎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全部服务贸易顺差相当（见表2）。
如果从中美双边贸易的视角重新计算两国对彼此国际收支差额的贡献，2016年中美贸易逆差实际上不到2000亿美元（见表2），相当于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的39.4%，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25.9%。从货物贸易看，在美国高达75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向中国购买的货物仅占三分之一。从服务贸易看，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高达557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22%。2006年至2016年，美对华服务出口额由144亿美元扩大到869亿美元，增长5倍[2]。
因而，仅从中国的大量货物贸易顺差和美国的逆差来讨论中美贸易失衡，而忽略了两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全貌，是有失偏颇的。
二、隐藏在服务贸易里的中美货物贸易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我国居民出境旅行的商品购买也计入了服务贸易的旅行项中。这意味着一部分货物贸易隐藏在服务贸易中，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事实上被高估了。而旅行项下的逆差恰恰是对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贡献最大的。2017年，我国2612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逆差中，旅行项为2209亿美元，占服务贸易逆差总额84.6%
旅行服务贸易不只是旅游，而是包含了更加广义的活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旅行服务贸易支出包括“我国居民境外旅行、留学或就医期间购买的非居民货物和服务”。根据外汇管理局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数据诠释，自编制2016年全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正式数起，国家外汇管理局全面采用旅行收付渠道数据来编制旅行收入和支出数据。旅行收付渠道涵盖银行卡（含信用卡和借记卡）、汇款和现钞花费，其中，银行卡和汇款数据均为全数统计；现钞花费数据通过年度个人调查获得的银行卡与现钞花费比例进行估算[3]。这一估算方法意味着，居民出境旅行的各项花费均被计入旅行服务贸易项下，包括购买商品。
众所周知，我国居民出境旅行在高端消费品购买等方面的支出较大。这部分高端商品的购买，实际上应包括在我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的来源中，因为，如果没有这些高端商品的携入，就需要通过我国货物进口来弥补。2016年四季度，我国旅行项下服务贸易借方金额同比增长21.6%，而出境游客人次同比仅增长4.7%。我国出境旅行支出的增速远高于出境人次的增速，我国居民人均境外消费在不断增加；在出境游人次中，赴美旅行人次同比增速为6.6%，较出境游人次总数的增速高1.9个百分点。2016年全年，我国旅行社组织出境游客人次达5587.9万，旅行服务贸易借方金额2611.3亿美元，按此计算得到人均花费为4673美元。在出境游人次中，赴美旅行达到30.3万人次。假设我国居民出境旅行中30%的支出用于购物，那么2016年旅行服务贸易项下的对美货物贸易逆差可达145,163万美元。而这很可能是一个低估的数据。比数据本身更重要的是，数据背后反映出中国国内市场高端消费品领域有效供给不足。
三、中国通过服务贸易对美国收入、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贡献
美国长期保持对我国保持服务贸易顺差，这不仅增加了美国的收入，也促进了美国的就业。
从收入的角度举例一二。据中国商务部测算，2016年中国游客在美人均花费约1.3万美元，远超其他国家游客在美花费，当年旅游支出高达352.2亿美元，平均每天为美创造约9700万美元收入。此外，美国为中国学生出境留学第一大目的国。中国在美留学生2016年人均花费约4.5万美元，为美贡献约159亿美元收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局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约35.3万人，占在美国际学生总数34%。此外，美国是目前中国技术进口第一大来源国。2016年，中国自美国技术进口合同1189份，合同金额涉及96.38亿美元，占中国技术进口合同总金额的31.36%。这些收入显然也支撑了美国第三产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绝对数值看，美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4倍左右。
从就业的角度，无论是旅行、教育还是医疗服务，都促进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繁荣。服务业本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超制造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在如今高科技时代。美国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增长的经济体，服务业占其GDP的比重高达80%左右，而服务业的就业占比更是高达82.5%。
在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较大的领域中，除旅行外，运输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服务也存在较大逆差，逆差额分别为561亿美元、239亿美元和74亿美元。随着中国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仍有扩大空间。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实际上降低了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如果美方不对中方实施这些管制，从经常账户整体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小得多。
事实上，这些数据反映出的更多是中美贸易的互利共赢，而不是相互剥夺。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大量逆差也符合当前两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从绝对发展到相对，已经证明有贸易会好过无贸易，而贸易的方向由双方禀赋的差异决定。由于一方的生产力水平发展而带来的双方相对优势的改变，是可以通过改变贸易方向而使双方受益的。中国更加需要的，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自身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四、贸易摩擦可能反而是产业升级的契机
中美贸易摩擦使曾经美国对日本发起贸易战的历史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事实上，日本在贸易领域并没有被当年日美之间的贸易战打垮。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美间的大型贸易战就有多次，涉及钢铁、纺织、彩电、汽车、半导体和电信等多个行业。从汽车业和半导体行业看，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两大行业依然一直保持较强的贸易盈余能力。电子行业直到2000年后才开始由于台韩电子产业的崛起而式微[4]，而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即便是在贸易战期间，也在不断提升，美国本土汽车公司在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则是下降的。
以1987年到1991年的日美半导体战为例。在半导体行业早期，日本凭借低价芯片对美国产业造成重大冲击，从1984年到1989年，日本半导体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从14.3%提高到26.6%，而美国在日本市场的份额一直徘徊在10%上下。美国以反倾销、反投资、反并购等手段进行贸易保护，最高时对相关产品加收100%关税[5]，最终，日本接受了美方的要求，对美出口产品进行价格管制，提高了日本产品在美国的价格。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在半导体工业发力，实施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共同组合技术创新行动项目（VLSI），投资720亿日元，最终实现了半导体产业核心共性技术的突破。日本在微电子领域的技术水平很快赶上美国，日本公司也借此抢占了芯片市场的先机。
回顾这段历史，值得玩味的是日本寻求突破的路径：
首先，低价不能卖了，要卖出高价，就要提供更好的商品。这里的含义是，当价格被限制在高位的时候，低价低质的产品就被拒绝了。一如当年美国对香港的服装实行进口配额，劣质品就没有了出口优势，香港向美国出口服装转而走高端路线，优质品迎来了腾飞，造就了香港服装业的繁荣。也就是说，高价产品不仅仅是价格定得高，而且要有足够的内涵以支撑这个价格。高限价为产品提供了一个高租值空间，使高内涵得以充实到产品中去。
其次，日本花大力气在技术上寻求突破，也是与美方在美国市场上竞争倒逼的结果。在努力提供更好商品的过程中，也为其抢占技术先机提供了机会，一旦成功，就可以完全不受制于贸易制裁了，因为我能提供的你没有能力提供，而不仅仅是我的比你的便宜的问题。正是因为抢占了芯片市场先机，日本才得以在全球大型计算机市场快速发展（催生了对DRAM芯片的大量需求）的过程中，凭借VLSI项目的技术成果，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取代美国成为DRAM芯片的主要供应国。
在“贸易战”层面上，中国的赢面在于，美国对中国越限制，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就越优质，这将推升中国的产业升级。
五、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同样的汇率水平下，竞争力强的产业，往往顺差就会多。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都是贸易平衡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服务贸易领域，我国除部分行业（如计算机、建筑等）服务贸易为顺差，其他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收支多为逆差。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以运输、旅游、咨询、计算机、建筑为主，进口以运输、旅游、保险、咨询、知识产权使用费为主。
我们计算了我国第三产业各细分行业相对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其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劳动生产率都不及制造业。这些行业同时也是我国在服务贸易中逆差较大的。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需要通过进一步推动第三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
历史和实践表明，扩大对外开放，往往有利于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促进我国相关产业整体效率的提高。服务领域也是如此。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实施细则，正式接受境外评级机构以独资企业的身份进入我国债券评级市场，长期看，这将有助于我国债券评级服务的完善，推动国内外评级体系标准趋于一致，提高评级结果的可比性和参考性，有利于评级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此外，为应对可能的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冲击，也需要推进第三产业改革，满足居民多层次的生活需要，释放内需，增强对贸易冲击的应对能力。
总而言之，如果全面考虑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即从经常账户看，中美贸易失衡并没有一般统计的那么大。此外，中美在国际收支上的失衡也有美方对中方专利技术购买进行限制、以及国际贸易统计中对中美货物贸易顺差的高估等原因。中美贸易关系，应从经常账户整体和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看待。对我国来说，应更重视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推进第三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美的相对比较优势也可能会变化，也不可避免会迎来新的摩擦，这是因为中美比较优势的变化会冲击美国国内相关产业部门的利益。除了生产率决定的比较优势之外，汇率的变化会也通过价格直接影响两国的比较优势。对此，我国在宏观层面需要有审慎的应对。
本文作者盛松成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龙玉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反映作者观点，不代表所供职机构意见）
[1]商务部《中国服务贸易统计2015》
[2]数据来源：《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
[3]对于通过旅行收付渠道进行的其他项目交易，如境外购房和购买境外投资性保险产品等交易，在可获得的数据范围内进行了还原处理。
[4][日]西村吉雄《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
[5]“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是怎么输给日本的”，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80327/57101138_0.shtml，2018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