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29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以“开放经济格局下的宏观审慎管理问题”发表了演讲。
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陆磊总结称，这指出两个基本目标，第一是服务实体，第二是守住底线。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陆磊认为，贸易投资的对外开放，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妥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金融对外开放的三驾马车。并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不断推进实现中国经济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以此来服务实体。
显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一定会面临更多的风险，陆磊强调，要关注来自于外汇市场的非理性波动等系统性风险。“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经济体经历了从量化宽松到逐步退出的过程，而发展中国家或者很多新兴经济体采取以价格手段或者以数量调控为主的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甚至包括一些价格和数量的直接控制和一些临时性交易的禁止。这些层面的变化都促使中国货币当局认真思考，应该如何为实体经济的贸易和投资形成一个比较适宜的环境，避免不断暴露在各种各样的风险冲击之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解决四个问题：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但如何来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呢？
陆磊表示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积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的转变，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要着力建立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因此“双支柱”就是一方面维持经济方面的指标稳定，另一方面就要有一种直接能作用于金融体系，让他们能够维护或者是保持稳定的一个政策体系。“惟其如此才能打通经济和金融的彼此促进、融通发展的双向通道，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他加以解释称，风险有两种来源，第一是经济决定金融，如果经济出现问题就一定会体现为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第二，债务人由于期限错配同样会导致整个体系的流动性风险。这应该通过货币政策加以解决。
陆磊介绍称，目前宏观审慎框架已经成为我国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2011年我国正式引进了差别准备金的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就做多大生意，避免过度承担资产或者负债业务甚至表外业务，如果过度承担就是过度承担风险”。到了2016年，我国又将差别准备金的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MPA宏观体系评估体系，将更多的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纳入到管理，从七个方面约束了金融机构实施逆周期调节。
那么，在外汇层面上如何认知本外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呢。陆磊介绍，2015年开始，我国一方面完善了外汇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扩大了全口径跨境融资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另外一方面，加强了对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2016年1月25日起，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金融机构的存放实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的长效调节机制”。
陆磊称，与传统管理手段相比，宏观审慎政策更具市场化、价格型、透明、非歧视和动态调整优势。“不再是一单一单针对某一个行为繁琐的检查，而是更加透明，价格型、看总量，宏观审慎就是你的行为会不会对国家构成影响，并进而给出判断和做法”，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在稳定资本流动的同时有效防止行政管制和非市场化手段所形成的金融资源的错配，对我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陆磊表示，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抓手。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过去五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调控方式不断创新，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深入推进，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成功的应对了金融市场波动，保持了人民币在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稳定，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会议也指出，我们国家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性、共振性不断增强，金融体系的复杂程度和脆弱性明显上升，为此要求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预期，有效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强化国家金融安全保障。
在陆磊看来，从上述表述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外汇储备是重要的调控工具。2010年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呈现了较大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障了实体经济对贸易条件的稳定预期以及对本币币值稳定的信心，“我们最高达到了3.9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度到了3万亿左右，现在回到了3万1千亿以上，这么大的量差主要是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贸易和投资的需要。而由于你有这么大的量差，反过来在满足需要的同时，避免了投机性的或者恐慌性的增加”。
另外一个数据可以更清晰的看到，2010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6.04-6.96的窄幅区间，年化波动率是2.7%，“我相信在座的同事们可能会说不窄吧，但是2.7远低于新兴市场总体汇率指数8.5%的波动率，你说2.7高还是低？因此本外币一体化操作是开放条件下现代货币政策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
此外，陆磊认为，跨境资本流动的周期性指针和逆周期稳定器也是外汇储备。储备资产不同于一般的国有金融资产，一般的国有金融资产都是希望能够保值增值，而储备资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保值增值，而是满足需要。“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储备？他要满足若干个月的进口额，加上归还外债的需要，以及一定时间内对外投资的需要”。
在陆磊看来，储备资产的功能是“平准”，恰如本币吞吐起到了对通货膨胀的逆周期调节一样，储备吞吐是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节，“我想借此机会希望行业同仁、有一定认知能力的专家学者，以后对于储备的认知除了保值增值的基础上，还要加上平准的这样一种认知，不至于当上升或下降到某一个临界线的时候称之为心理关口，在我看来这就是需要，没有什么心理关口之说”。
陆磊表示，根据贸易和投资的需要，适时适度开展对冲操作是维持外汇市场手段的重要手段，对处在经济转型期和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储备对外汇市场的压仓石作用非常重要。
在谈到如何管理外汇储备时，陆磊表示，储备的弹性变化是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现，也是更好发挥政府现实作用的要求，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储备的形成不是公民对政府的纳税义务，相反储备的增长来自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结汇，“近期有一种说法，用债来收购外汇储备，我很担心，债的到期长期固定期限与外汇市场用汇的即时性之间不匹配，恐非市场稳定之福”。
此外，陆磊指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储备市场的消长以及外汇市场的价格有很强的外溢性，会影响到外汇资产的竞争性、币值稳定乃至金融稳定，因此储备的管理不可局限于其资产属性，而应该着眼于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战略性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