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两周后，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接受专访，从人民币汇率走势谈到对货币政策的思考，深入探讨了金融改革的推进和金融创新的路径，并对民营资本进军银行提出建议。
人民币汇率走势
问：美联储频频释放加息信号，中国经济还在寻底之中，全球量化宽松的大背景下，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对未来人民币走势，您怎么看？
贲圣林：在亮出我对人民币走势的观点之前，先说说汇率。
谈及人民币汇率，我们通常习惯性地指向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但我认为需要把参照标准扩充一下。尤其是加入SDR以后，实际人民币汇率的参考系应该包括BIS货币篮子、SDR货币篮子以及CFETS货币篮子。其中，CFETS指数参考包括外汇交易中心挂牌的13种人民币对外汇交易币种的货币篮子，采用考虑转口贸易因素的贸易权重法计算而得。指数基期是2014年12月31日，基期指数是100点。如今CFETS指数数值大概是95左右，也就是说，从2014年底以来仅有5%下降。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谈人民币汇率，应该把它放在更长的时间以及更宽的货币篮子这两个维度上来看，并引导市场改变过去主要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的有效汇率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主要参照系，这也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问：近几个月，人民币将会暴跌的信息铺天盖地，更有境外银行报告预测人民币在未来两年将贬值17%。您如何看待这样的预测？
贲圣林：类似预测有些危言耸听了，这就是仅以美元这一项指标来看人民币走势的症结所在，比如说我们人民币兑英镑就是升值趋势。这也是我们加入SDR、推出CFETS的重要驱动力。当人民币步入国际化，进行直接交易，人民币就将逐渐成为核心货币之一。故而人民币汇率的参照系必然要作调整。
实际上，从货币篮子角度来看，我们目前的货币基本面较好，利率也是相对偏高的，按照利率平价理论和购买力平价理论，人民币没有长期走弱的趋势。再加上我们加入SDR以后，对国际社会也有承诺，境外投资者增持人民币资产也有助于平衡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所以无论从国际形势，还是从经济基本面，人民币长期和中长期持续贬值的压力不会增大。
所以，我个人不认同人民币有持续贬值的可能。
货币政策的思考
问：11月8日，央行发布了201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总体上来看,央行坚持货币政策中性稳健态度不变。您如何看待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当前宏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
贲圣林：关于货币政策，我有一些自己的观察，可以共同探讨。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有压力，所以货币政策相对宽松，但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大量资金仍在金融体系里自循环，没有流进真正需要它的实体经济当中。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刚刚放开，利率形成机制和市场主体行为是否能更理性、更合理地去定价，货币政策是否能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这是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不仅仅是中国遇到的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的大课题。
“三去一降一补”是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我们金融体系同样也存在产能过剩，特别是有些以借贷为主的产品，其共性特征是周期短和风险厌恶过重。所以我认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风险，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机制的任务是能更有效、更直接地将政策信号传导到实体经济。
问：由此说来，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金融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贲圣林：是的。金融工具如果应用得合理，能有效分配社会资源，激发创新创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风靡的风险投资，是跟创新创业紧密结合的。如果没有这些投资，我们很难想象现在拥有的新技术能如此普及。
另外我认为，金融产品也“有好有坏”。
跟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的，鼓励创新创业的，服务社会健康需求的，这都属于好的金融（产品）；但是有些金融活动是无益甚至有害的，比如说过度的投机性交易，不仅不能创造社会财富。而且会扰乱市场秩序。
金融的首要任务还是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不发展，是金融最大的风险。
金融改革的推进
问：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金融改革将如何推进？
贲圣林：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我认为推进金融改革，要注意改革的顺序、改革的节奏和保证政策的可信度这三个方面。
首先，金融改革需要讲究次序问题。
如果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不理性，本身的市场机制也不是很科学的话，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价格如汇率和利率，很大程度上是存在误导性的。
夯实制度基础是金融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我们目前改革的顺序来看，基本上是对的。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其他国家的教训，比如说南美、东南亚国家，过早实行资本项下开放，以为金融改革就是价格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下开放，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因为金融本身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资本项下开放也许是最后一步，至少不应该在改革早期走这一步。
第二是改革的节奏。也就是说要考虑到金融体系的承受能力。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资本项下我们是基本开放的。没有完全开放的部分，主要是金融投资类的，比如说跨境股市投资和和“热钱”类的资金跨境流动，这些是有限制的，而这在目前也是合适的。
当我们有一天培植好国内金融市场，建立起一套健康、有序、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当我们金融机构自身风险防范能力足够强大，开放金融市场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第三是保证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金融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罢，都是一种预期，“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货币政策的目标实现是包括央行和其他市场主体的互动的结果，而其中预期管理和可信度建立是关键。在这方面，我国目前的总体环境是滞后的，包括监管机构、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还有法规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机制等诸多因素都削弱了政策的可信度，制约了市场的有效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环境下，在中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阶段，完全靠市场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比如窗口指导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预市场（主体）的做法在多年后也为国际社会所慢慢理解与接受。
第四是强化金融产品的供给侧改革和股权性产品的供给能力。
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在200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倍，我们的银行业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不仅绝对规模是最大的，其与GDP的相对规模也是最高的。虽然这个比例跟各个国家的金融制度相关，比如美国，其比重值只有80%。这得益于他们直接融资的比例更高，金融市场发展得更好。而我们直接投资类的股权性产品的供给能力明显不足。
从保障性金融产品来讲，目前我国整个保险业总资产约13万亿元，低于建设银行的资产规模，保险行业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较小，我们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非常低，这里面原因很多，包括我们保险行业自身的产品开发能力、营销渠道成本等存在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对保障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增大。保险行业的成长，无论从个人资产配置角度，还是从金融市场的多元化角度而言，都是非常有利的。
金融创新的路径
问：“双创”背景下，金融业的创新尤其牵一发而动全身。互联网金融刚刚兴起，P2P网贷却成了众矢之的。请问，金融业的创新如何既创新发展又稳健健康？今后互联网金融的前景和监管的完善会是怎样的路径？
贲圣林：网贷行业的确正在经历分化、洗牌的痛苦过程。我们研究院自2015年成立起，就成立了网贷研究组，持续跟踪并多维度研究目前全国近3500家网贷平台。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截至2016年6月底，我国网贷行业问题平台数达1887家，较今年一季度增长12.25%，中国的网贷行业在前段时间“疯狂增长”后正在面临一个拐点的机遇，正朝着规范、理性的方向发展。
作为一种创新，网贷行业的发展历程对我们如何引导金融创新有很多有益的启示。金融创新首先要明确为什么创新、为谁创新。这个导向非常重要。我认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要为健康的需求服务，要有普惠的初心。
在金融创新方面，我们要从技术上要效益，求效率，降成本。最近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特别是“双十一”期间红火的消费类保险产品，确实以成本低、效率高、覆盖广而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问：关于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前景，您似乎很看好。
贲圣林：是的。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国内中小企业群体以及很多欠发达地区，互联网金融都有很大的发展机会。真正的互联网金融，是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效率提升为结果，以普惠和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的。
现在国务院在整治规范互联网金融，净化整个金融环境，让真正有能力、有初心、有资质的人去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对互联网金融的未来非常看好。
当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科学的监管制度、完善的数据平台和全面的征信体系。这些如若不具备，在中国做金融的成本就还是会过高。
拿银行业务举例，有些复杂的贷款标的，由于本身的业务模式局限导致内部处理成本高达上百万。如果无法提高处理效率，不能降低成本，那在面对中小微企业的小额融资业务时银行也将无能为力，局面比较尴尬。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能拥有强大的技术支撑，通过云计算、大数据来测算评估风险及其定价，加之互联网的渠道优势，那么运营成本就能降到非常之低，将会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个人小额贷款难的困扰，这二者恰恰是互联网金融的机会，也是互联网金融的用武之地。
民营资本进军银行
问：非公资本进入银行业是大势所趋，您对摩拳擦掌的民营资本有何建议？
贲圣林：这需要从几个方面来说。首先，从现状来看，银行业中非公资本确实比较少，国家正在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其次，民间资本应该扪心自问：建立银行的初心是什么？是不是真正去服务中小微企业，填补现有空白？有些股东拿到牌照以后，圈一把钱就走，出发点就不对。第三，民营资本运营的专业能力还是有待观察。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肯定是受欢迎的，但你的综合能力怎么样？你的产品设计怎么样？你的风控管理和人才配备怎么样？如果对这些因素不加以评估，就贸然进入金融行业，风险很大。
银行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利率没有市场化之前，尚可生存下去；然而今非昔比，现在若没有专注的功力，未来银行将更加举步维艰。一些做传统行业的企业家，其基因本就不适合做金融，他们没有正确评估自己的优劣势，贸然跨入金融业，结果惨败落幕。那些以政策性套利为动机的小额贷款公司，就是失败事例。网商银行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有足够的先天优势，还在于它有着互联网基础、数据优势、技术优势，而且具备一定的情怀和初心。
所以，对于非公资本进入银行业，我建议三思而后行。
问：您刚才提到“情怀”一词，请问您在外资银行工作二十年后，放弃优厚待遇，创建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AIF），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人情怀？
贲圣林：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情怀，更是AIF领导层和各位委员们的共同志向。我们的学术委员来自世界几大洲，非洲、美洲、欧洲等等，大家共同的理想是把AIF建设成为互联网金融研究领域的第一高地。
2016年1月，浙江互联网金融联盟首届理事大会在杭州召开。AIF作为联盟发起单位，当选为首届联合理事长单位，我也非常荣幸地与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康、蚂蚁金融CEO井贤栋一起，共同担任联盟首届联合主席。
一个月前，大数据之都贵阳与互联网金融之都杭州联姻，将大数据金融风险防控重点实验室落户在浙江大学，由AIF具体实施，这是对研究院实力的认可，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期望。
我们AIF全体成员，对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充满期待。
附：贲圣林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创始院长
浙江大学EMBA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创始人和执行所长
歌德大学中德经济金融中心理事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小组经济组成员
贲圣林曾先后担任荷兰银行高级副总裁、汇丰董事总经理、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等职位。
背景资料介绍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AIF），诞生于互联网金融发展最快的地区——浙江省，是一个依托浙大、浙江，放眼全国、全球的“政、产、学、研”四维一体的互联网金融研究平台体系。
AIF秉承“综合型，开放式”的理念，凭借浙江大学雄厚的学术力量和互联网企业丰富的市场经验数据，汇聚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计算机学院和数学系等相关研究力量，整合国内外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和研究的专家学者、行业企业资源，成为首个立足于学科体系发展的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AIF下设浙江大学互联网与创新金融研究中心、互联网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中心、互联网金融技术研究中心、数学与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互联网金融，开展跨学科研究。
（本文原载于《中国工商》2016年第12期，经受访者同意转载。）
特别声明:文章只反映作者本人观点，中国金融信息网采用此文仅在于向读者提供更多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