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子恒
从今年10月1日起，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成为国际货币基金框架内各成员国之内使用的储备记账单位。笔者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将可以成为促进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与政策优化的一个契机。
人民币加入SDR预示中国将取得相应的实际与潜在权益，笔者认为这种权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SDR篮子货币通常被视为避险货币，获得此地位将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更广泛的使用，从而成就与持续强化人民币成为国际主流货币的地位。而随着国际市场对人民币需求逐步上升，人民币汇率将从需求端得到支撑，这将有利于境内企业对外投资、交易、收购、兼并、购买资源、劳务、技术等资本活动，从而增加境内企业在全球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能力。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与可接纳程度提升，也将会吸引境外资本对人民币资产进行更多配置，比如伴随更加开放、更可预期的货币与金融市场制度稳定前景，A股纳入股票新兴市场指数(MSCI)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升，国际资本的流入有利于中国境内各类资产(包括金融与实物资产)保值与增值。而人民币应用范围向外扩展同时将增加国内居民境外贸易、投资、旅游、购物等方面的便利程度，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提升境内居民参与国际事务之中的比较优势与福利水平。
三是人民币入篮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主权信用，提升境内企业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能力，同时也将增强中国经济与金融改革与决策的政策弹性与信心。
四是SDR构成货币与人民币国际化前景，也将使得中国能够取得国际货币的“铸币税”，这是国际化货币的一项权利溢出。铸币税体现出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回旋空间，以及一国对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制定与具体事务上的主导权，这是经济与金融强国的一个最有代表性体现。
上述权益的获得需要持续的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努力才能实现，同时也需要与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对等匹配。笔者认为，加入SDR与人民币国际化的义务承担要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首先，加入SDR与人民币国际化，对保持币值持续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很长一段时间将经济增长放在首要地位，经济增长拉动了就业与居民收入的增长，但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适应”，出于有意或被动而常常被漠视，通胀困扰伤害币值稳定，从而影响货币的长期购买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比较层面)。人民币加入SDR与国际化路途中，如何更好协调、匹配货币政策目标与币值稳定这一更加本源的要求，将是未来金融改革与政策优化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其次，加入SDR要求人民币扩大在国际间的自由流通度。IMF对人民币加入SDR的评估有两个条件:一是人民币货物在国际贸易中进出口比例的份额，目前中国占世界的18%，稳居世界第一；二是货币的“自由可兑换”程度，人民币“入篮”预示着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流动性方面的需求增强，压力增大，而保持高度的货币流动性也是央行需要承担的国际义务。这一义务使得我国长期以来通过牺牲资本自由流动来维持货币政策独立与币值稳定的做法面临冲击，如何平衡货币更自由流动与币值稳定、政策独立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有效的应对。
第三，加入SDR与人民币国际化应当满足市场对货币政策一致性与预期稳定性方面的合理要求。我国货币政策决策在透明度与连贯性方面仍有待完善，如何探索在政策效率、效果与长期稳定预期之间进行兼顾性管理，也将是货币政策决策优化的题中之义。
最后，加入SDR与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国内货币决策与国际间保持更多的政策协同。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当一国、尤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其他各国很难独善其身，问题解决需要多国进行共同的应对，各国之间就需要进行更多的政策协同，国内政策决策就需要考虑这种协同。
总而言之，币值稳定、流动性、政策连贯、预期稳定、政策协同等应当是人民币加入SDR与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的主要国际承担。实际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福利水平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的内在要求，也决定了中国金融改革与货币政策优化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同时币值稳定、市场预期稳定、政策连贯一致以及内外政策的协同，其共同的要求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健康、稳定，需要经济体自身具备强大的抵抗各种内外部风险的能力，这需要健康的经济发展与金融综合制度与管理能力提升进行相互的保障。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人民币加入SDR可以视为国内经济、金融改革的“外力加锚”，人民币入篮为改革提升良好的外部氛围与条件，同时也是国内金融改革与政策优化、推进经济金融体制继续改革开放以及政策优化的外部倒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