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20个世界主要经济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上海会议达成重要共识，决定彻底摒弃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政策，以支持各国经济稳定增长。根据《20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公报》，所有与会国将充分运用各自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提振市场信心。
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上海会议达成协议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防止各国金融风险迅速外溢形成世界性金融危机。上海会议公报所说的“竞争性贬值”，不单单是指发展中国家，也是指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所以，尽管这次会议气氛平淡，但达成的共识却意义重大。G20是因金融危机而生的全球经济合作机制。华尔街金融危机后，G7机制失效，不得不组建涵盖新兴市场的更具代表性的全球经济协调平台。但一年一度的G20峰会，大多时候也依然停留在象征意义层面，很难形成统一协调的政策。即使峰会每年都会有会议公报，也难以实施。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个不平衡的利益系统，不同的成员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而且这一机制也受制于国际政治的实力原则。这次会议没有相互指责，也没有相互分配义务，而是面对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预防性的解决方案，尽可能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以免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成果，期待在20国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能最终确认并且巩固这一重要成果。
此前曾有学者分析认为，面对国际经济形势，西方国家很可能会迫使中国签订第二个“广场协议”，仿照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做法，让中国改变货币政策。但是，上海会议并没有签订“广场协议”，中国也没有做出有损国家经济利益的承诺。
上世纪80年代签订的“广场协议”一直被视为日本经济衰落的起点。当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面对日本强大的出口能力，竭力抑制日本咄咄逼人的贸易态势。广场协议的核心内容就在于，要求日本政府不再使用竞争性贬值的货币政策扩大出口，迫使日本尽可能保持日元稳定。由于日本货币政策受到限制，大量资金回流日本，进入房地产等重要基础性行业，导致日本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为了遏制通胀，日本政府采取了限制货币流通的措施，结果经济发展速度迅速下降，日本进入长期停滞时代。
不过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签订广场协议只是日本经济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而不是日本经济衰落的主因。当时日本政府之所以签订广场协议，除了政治压力，与日本调整产业结构也有着直接关系。日本政府原指望签订广场协议，能让大量资金回到日本，从而促使本土经济发展。但是，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大量回到日本的日元，迅速进入房地产等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使日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迅速增加，重要资源能源价格不断上升。可以这样说，当年的货币政策是导致日本经济走弱的重要因素。当时的日本政府并非没有看到日本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但是，日本政府单方面采取通货紧缩政策，致使许多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分析总结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货币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必须高度重视货币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性。我国之所以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能因为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影响整个经济走势的变化。
货币市场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风向标。当前中国经济之所以平稳发展，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实行了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货币的价格相对稳定，货币价格与价值之间的波动始终在合理的区间之内；其次，货币政策调整产生的关联效应十分有限，不会由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而导致国家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第三，实行一篮子的货币定价策略，没有直接与美元挂钩，这就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会随着美元价格的波动而出现大幅度波动。现在看来，从整体上说中国的人民币政策是正确的。由于人民币发行量处在可控的范围，且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防止通货膨胀，因此，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接受“广场协议”。
西方一些国家指责中国的人民币政策，认为中国政府人为地操纵货币汇率，促进中国贸易发展。这种指责是缺乏常识的表现。汇率政策是一个国家金融主权的重要表现。中国政府有权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情况调整汇率政策。中国只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更有必要提示的是，中国当前的贸易顺差不是由于调整货币政策造成的，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是中国产品竞争力提高的表现，是中国制造行业发展的突出成果。假如企图迫使中国改变汇率政策，进而调整人民币政策，减少中国产品出口规模，那么，有可能会引发国际贸易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
世界上主要经济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共同发表的会议公报，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预测，并且承诺共同努力，发出了确保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明确信号。但是，正如世人所看到的那样，一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重要经济体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主要经济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发出的倡议更具有实际意义。那些面临货币贬值压力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可能会寻求国际金融机构或者区域性的金融机构提供更多帮助，这就使得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金融机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然，包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内的一些区域性金融机构在投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政治风险，确保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会把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当作自己的提款机。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可以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这样做，至少比世界主要经济国家货币竞相贬值更有价值。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