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迄今推出的提振经济信心与相关复苏举措，本质而言，依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时之策。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与保持国际金融稳定，既有赖于以G20成员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加强彼此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关键时刻的一致行动，有赖于能够反映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的经济金融治理改革行动，更离不开建立全球适应性经济再平衡体系，要通过更有效的经济金融治理以及金融公共产品的培育，摆脱对美元资产的高度依赖，构建全球三边均势货币格局。
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的艰难时刻，世人格外想听听今天举行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上海会议会讨论些什么方案，做些什么决定，甚至有媒体给出了设计敏感议题的大胆假设，凸显舆论在高度关注中国积极主导会议能力的同时，也对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角色的深层次期待。
笔者注意到，刚刚获得连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女士对当下全球经济形势可谓忧心忡忡，一再敦促主要经济体的财经领袖们尽快展现出空前的国际责任感，联合起来采取大胆行动，以提振经济增长。这既反映出拉加德领导的IMF对免疫力较低的经济体财政状态的担忧，亦对全球经济面临复苏脱轨风险的格外警惕，更在一定程度上对IMF作为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自我强化。不过，相对比较淡定实则不乏傲慢的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则在会前放风，眼下还并非危机时刻，况且全球需求疲软的问题也不是美国一家所能解决的，有关各方不要指望G20在非危机环境下作出危机回应。因此，尽管舆论普遍对东道主中国可能在会上释放何种积极信号高度关注，但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那种在上海签署新版广场协议以提振全球经济的构想至多只是媒体炒作而已。
的确，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乃至某种集体力量有能力让美国签署违背国家战略利益的协议。眼下的世界格局与30年前签署“广场协议”时的国际情势与参与主体存在着很大不同。何况日本在吞下广场协议苦果之后至今仍对当初的决定耿耿于怀。作为全球顶尖战略高手，美国当然对此心知肚明。同样，在国内经济治理方面表现普遍不尽如人意的G20有关经济体成员，也不要过高估计中国的行动能力以及国际动员力。不错，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单一贸易体，中国理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经济金融政策沟通，特别是与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信息沟通，以避免有关市场主体误解中国的政策意图与走向，进而助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但中国显然不是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主要原因。倒是日本要反思实施负利率政策的饮鸩止渴效应。早已同床异梦的欧洲也得认真检讨如何提振劳动生产率以及僵化的福利政策，也不要指望向来保持高度国家理性的德国会为欧元区那些光想吃现成饭的国家兜底。俄罗斯则当反思经济结构，印度也无需沾沾自喜。一言以蔽之，在当前这个经济与金融高度联动、担保体系面临裂变的时代，各国不要指望任何理性的经济伙伴会为自身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持续买单。
本质而言，金融危机以来各主要经济体迄今推出的提振经济信心及其相关复苏举措，依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时之策。尽管美国通过修复金融系统再恢复实体经济的努力值得称道，美国经济也由此获得了技术层面的复苏，但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专注与投入显然做得不够，美国过去8年向国际市场的拼命注水以及大玩核心金融信息的不对称，并没有把主要竞争对手拖垮，而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长达5年之久的拖延，其实是损害了美国作为既有金融体系主导者的国际声誉，也大大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对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紧迫感。至于欧洲和日本，前者是经典资本主义最为密集的区域，后者曾经贵为世界三大经济力量中心之一，但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这两者均未找到促进自身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前瞻性方案，反而不时出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今，欧洲一体化似有开倒车迹象，而去年以来仅仅一个难民问题就足以让欧洲各国领袖们心急火燎左支右绌，何况美国还不时对欧洲伙伴施压；而曾经将“安倍经济学”高举高打的日本，其实自1994年经济总量跨入“五万亿美元”俱乐部以来就一直处于经济生态系统失衡加剧状态，若非高达三万亿的美元海外债权强力支持，日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能力早就大打折扣了。
无疑，中国经济政策也有一些值得探讨之处。毕竟中国并未像日本那样早就完成工业化并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在建立底线安全保障体系方面欠账很多。今天，中国在以十二分的紧迫感去产能、去库存，尤其处置“僵尸企业”以及勉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改革，从本质上说，也是在为过去的相关经济政策还债，进而以将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均衡的基础上。
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集中反映，也是既有增长动力殆尽而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全面涌现的过渡期内货币政策被滥用的一种现象性表达。所谓货币是央行的鸦片，它既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魔鬼。任何理性的经济增长，都不能长期依靠货币政策来推动，归根结底，技术的内生性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才是一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与保持国际金融稳定，既有赖于以G20成员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加强彼此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关键时刻的一致行动，有赖于能够反映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的经济金融治理改革行动，更离不开建立全球适应性经济再平衡体系。而适应性经济再平衡体系，要通过更有效的经济金融治理以及金融公共产品的培育，摆脱对美元资产的高度依赖，构建全球三边均势货币格局。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