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国内经济政策应坚持“以我为主”打法，摆正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重心，以利率为重，坚定流动性宽松预期，在汇率和资本项找一个合适的组合。具体来讲，适度收紧的资本管制或是必然的现实选择，为汇率在自由市场释放弹性创造时间和空间。
刘煜辉表示，2016年中国经济无疑进入政策闯关期：去产能、去杠杆、汇率。去产能、去杠杆是政府主动提出要闯的，汇率可能是被动的。但汇率是最纠结的，也是所有问题的风暴眼。
就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和国际竞争力状况来看，并不支持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但是市场已经形成比较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
刘煜辉表示，对人民币贬值构成最大影响的是：私人部门(非官方)对外负债头寸1.7万亿美元。贬值意味着这部分头寸财务恶化，去美元杠杆，出清资产。如果一次性到位，涉及外债的个体违约会转化成对金融系统信用的冲击。但外部债务头寸只占中国全部债务结构中7%-8%。想明白了，其实就是保90(国内债务)，还是保10(国外债务)的问题。
反映到宏观政策上就是，在不可能三角上摆不开，要执行宽松货币政策(抑制实际利率上行，避免债务通缩螺旋上升)，资本项又要维持一个自由化的姿态，还试图引导人民币适度有序的贬值(稳定)和弹性增加。这三个政策方向有悖于蒙代尔三元悖论。
利率和汇率至少在预期层面构成越来越强的逻辑冲突，市场非常强地认为，不能有效释放压力的人民币汇率所导致的资本外流，会显著制约央行货币宽松空间，以至于无法支撑当下人民币资产的估值水平，这是资本市场动荡的根源。
如果央行在不可能三角关系中不得不以汇率为重心，某种程度牺牲掉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人民币资产的风险偏好出现崩坏，将引致全局性信用收缩。
刘煜辉认为，消解当下资金外流压力的技术选项无非是汇率到位和资本管制。但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要让市场相信，中国还有足够的能力保障债务重组和经济再平衡，把控在此过程所可能产生的威胁经济安全的系统性风险。这也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核心。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我为主”打法，摆正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重心，以利率为重，坚定流动性宽松预期，在汇率和资本项找一个合适的组合。具体讲，适度收紧的资本管制或是必然的现实选择，为汇率在自由市场释放弹性创造时间和空间。
中国如果能给出有效地降低其尾部风险的信息(僵尸债务重组+银行资本重组)，资本流出和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最终就能稳住。
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利率是重心，汇率是结果，三角摆平了，结果不会差。
精彩对话
中国证券报：1月份金融数据显示信贷增长较快，原因是什么?
刘煜辉：今年1月份金融信用增长比较快，我个人认为某种程度上是有必然性的。当前中国已经陷入债务通缩螺旋的循环，这个状态下要去产能、去杠杆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目前的金融信用扩张实际上对应的是政府部门加杠杆，去产能和去库存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给工业实体带来的波动和阵痛，需要用信贷熨平。
猜想一下，接下来要进行杠杆的部门大挪移。中国可能着手用果断的手段把已经僵尸化的债务从信用融资市场剥离出来，停息挂账，进入债务重组清算程序，当然这个程序某种程度对应的是财政货币化的过程，涉及到谁接盘。中央政府和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是一定要扩张的，否则高企的企业部门债务率不可能下降，尾部风险聚集。
中国目前最有利的条件是：自2009年以后，中央银行的杠杆(央行资产占GDP比例)降下来了，从66%高位回落近19个百分点，至2015年该比例已经降至47%。这为去杠杆准备了技术性条件。
我们需要破除一些观念上的误区。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很难上去了，利率长期低迷，现在的效率改进(技术革命)和需求萎缩往往是并行的，公共债务很难减下去。历史不会简单重复，未来杠杆率控制可能主要得靠经济机制的改善，看谁能拓展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管控极限。更加法治化的经济体和更加直融化的金融体系，能承受更高的杠杆。降杠杆已不能而上地从字面意义去理解了。所谓法治化，就是约束好政府行为和利益；所谓直融化，就是如何实现货币不增或少增，信用增加来支持实体经济。
今年看起来三件事：去产能，稳投资和信用，不发生系统风险(稳定资产价格和银行资产质量)。重点是货币政策应当从传统的框架束缚中解脱出来，使隐蔽、分散的金融债务风险显性化、集中化，并借鉴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实行有效地“切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