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杠杆依然是我国经济必须面对的“阿喀琉斯之踵”。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今年的五大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事实上，杠杆率居高不下，尤其是企业部门持续快速攀升，始终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领域的隐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杠杆率开始快速升高。中国社科院2015年年中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称，截至2014年末，剔除金融机构，中国实体部门债务为138.3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而有研究预测，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到2021年将达到191%，2024年将可能达到220%。毫无疑问，当前我国的杠杆率已经到了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地步。
杠杆率升高将给经济金融埋下巨大的风险隐患。有研究称，我国除了居民家庭负债率较低外，企业、地方政府、银行等都出现了加杠杆的趋势，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杠杆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有可能会引发相应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还债压力；企业杠杆加大容易带来资金链断裂，从而导致企业倒闭。而从宏观角度看，高杠杆率更有可能给经济带来资产负债表衰退、债务陷阱以及经济的“明斯基时刻”等风险。
也正因如此，积极稳妥地去杠杆，始终受到国内外各方的高度关注。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其明确为今年的五大任务之一，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
但是，加杠杆易，去杠杆难。去杠杆一直是一个国际性难题，不少国家都曾经历漫长的去杠杆过程，且真正成功者寥寥。一个被反复引用的失败案例是日本自1990年开始的去杠杆。有分析表明，日本“失去的十年”始于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负债率过高，通缩的环境加重了企业部门的实际债务负担，同时未能及时剥离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宽货币向宽信用传递受阻，最终，日本的杠杆率不降反升，国家资产负债表陷入全面衰退。
这就牵涉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能否获得“好的去杠杆”，避免“坏的去杠杆”，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成败。对于我国而言，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究竟该如何把握好去杠杆的节奏，如何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战？
一般来说，业界大都采用负债/GDP的比例作为监测杠杆率的指标。从这一指标出发，要降低杠杆率，很自然地可以从分子与分母两个角度着手。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表示，政府债务去杠杆应从三方面统筹，一是“分子对策”，由政府或央行承接债务，进行债务减计；二是“分母对策”，即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真实GDP规模；三是“杠杆转移”，让中央政府或金融机构接手地方政府债务，同时将企业债务转换为居民债务或股权等。
另有业内专家提出了中国式去杠杆“空中加油”的方案，整个思路框架是，在负债一端减少存量债务，控制新增债务，另外在资产端增加权益的资产项，在制度上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债务生命周期管理的市场机制，即避免企业债务陷阱需要“空中加油”，在不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实现去除债务。
这就是说，要完成去杠杆任务，尤其需要注意把握好节奏，拿捏好尺度，掌握好分寸，警惕“坏的去杠杆”，打好去杠杆的“组合拳”。这就需要做好“加减乘除”，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以改革创新化解积弊，从而积极稳妥地做好去杠杆工作。
一方面，要在增长与发展中去杠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认为，去杠杆有四种途径：紧缩政策、高通货膨胀、拖延债务和增长（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债务增长速度）。其中，以经济增长化解高杠杆率被认为更符合实际，即前文所述的“分母对策”。这是“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思路的具体体现。未来几年，我国要顺利完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需要保持经济增速在6.5%左右，这样的增长有助于高杠杆率的控制与化解。
另一方面，要在改革创新中去杠杆。完成好五大任务的关键手段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去杠杆更是如此。这些改革举措内容较多，牵涉面广，更与去产能、去库存等相关。首先，降低杠杆率需要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显著提升股权融资比重，更有学者建议通过优先股实现去杠杆。其次，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盘活存量，化解产能过剩，通过破产重组等方式消灭“僵尸企业”。再次，要继续推进地方政府融资机制改革，化解地方融资平台高负债问题，理顺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当然，更多结构性改革需要同步推进，更多配套性举措需要扎实落地，以此稳妥有序化解高杠杆率难题。
“既然去杠杆如此艰难，那么最好的药方是预防政府杠杆率过高，不能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此前建议，必须将凯恩斯主义“关进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