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的十字路口新秩序建立？（4）-中国金融信息网

旧体系中扩张-新秩序的建立：中国历史折点的选择

全球能源及地缘博弈层面—各国的利益诉求及战略部署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进入存量博弈阶段。在此大背景之下，处于能源博弈格局中的四大玩家—美国与中国、欧洲和俄罗斯的利益诉求范围和重点无法找到最大公约数，由此带来了旧体系的博弈与调整。

首先，美国利益诉求与其战略部署：一、通过扩展能源品类、保障能源国内基本自给/北美内部完全自给，进而实现国家能源安全；二、在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延长石油-美元体系的存续时间，让石油价格长时间维持在一个较低区间，达到内外并举、一石三鸟的效果，（A）以能源产业为基础、低成本的实现国内再工业化战略，（B）向中国和欧洲输入通缩、加大中国和欧洲的国（区）内资产的价格调整压力，（C）维持甚至加大俄罗斯的财政压力；三、通过“离岸平衡手”，使中东地区局势长时间处于“安全紧平衡”状态，提高欧俄中三方重建中东稳定秩序的成本和难度，让所有国家意识到“全球治理公共品”的价值所在，从而占据全球的道义高点；四、在低成本维持中东“安全紧平衡”状态的同时，将更多的力量投入亚太地区，自身主导、利用日本，制衡中国、应对中国的挑战。

其次，俄罗斯利益诉求与其战略部署：一、抓住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契机，利用伊朗回归，借助、扶持“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什叶派新月圈联盟，发挥自身的军事优势速战速决，快速整合、控制中东政治力量，构筑以什叶派新月圈联盟主导的中东地区新秩序；二、在新秩序的基础上，整合什叶派新月圈联盟以及自身的石油产能，控制石油产量、取得全球石油价格的控制权。

再次，欧洲利益诉求与战略部署：一、利用自身在中东的宗主国影响力，以及欧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在财政上支持俄罗斯、协助俄罗斯迅速完成中东地区新秩序的构建；二、利用世俗化什叶派国家的优质劳动力，填补西欧国家因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劳动力空缺；三、在实现自身能源来源多元化目标的同时，利用俄罗斯对石油的控制，打造石油-欧元体系。

最后，中国利益诉求与战略部署：一、协调各方资源、求得最大的公约数，建立最广泛的统一阵线，尽可能低成本的实现中东地区的稳定，实现能源进口数量稳定、来源可控，进而实现能源安全；二、加快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增加能源品类，适度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三、加大海军、空军以及二炮乃至航天等军事力量建设，利用自身在东北亚、东南亚的地缘优势，在亚太地区积极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

结论：对全球当前治理体系而言，改革开放30年，中国“搭便车”的行为，加速了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失衡；而中美两国国内也同时面临结构性失衡的严重局面，治国理念及范式亟待调整和重构。在此全球化体系失衡，中美治国范式大调整的前夜，正如索罗斯所忧虑的：中美是否可以相向而行，相互取得谅解、达成协议、展开合作。

中国选择在旧体系中扩张，将意味着协助美、欧、俄共同维护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在现有的国际框架和组织内行事，促进其发展与进化；在寻求话语权的提升的同时，承担大国的责任以及对全球相应的治理成本，改变过去“搭便车”的行为。

中国若选择新秩序的建立，则意味着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及国际组织的梳理，自行构筑符合东方文明价值观的的国际治理体系，成为这一体系的构建者与主导者。

中美彼此选择的异同，在此历史折点上，将是未来30年全球格局的分水岭，产生深远的影响。

地缘战略博弈层面—中国可能性的尝试

旧体系中扩张的尝试：探索构建美、欧（俄）、中三边合作机制

首先，探索构建美、欧（俄）、中三边合作机制。

美欧中作为当今世界中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实体，探索以北美、欧洲和东亚为核心区，形成一个“三方世界”；美国、欧盟（俄）、中国将成为这个“三方世界”的行为主体，以此构建和延续未来三十年全球格局。

尝试：建立中欧美三边磋商机制。

在建立新型中美、中欧大国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新型三边合作共赢模式。通过三方磋商机制拓宽合作领域，缩小潜在的冲突和误解。化解崛起的中国与守成的欧美之间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规避欧美联合应对中国的不利局面。

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组织、中欧峰会、中欧战略对话、中欧高层经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欧峰会、东亚战略对话、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世贸组织等双边与多边机制的基础上，先民后官、先经济后政治探寻构建美、欧（俄）、中三边协调、磋商机制，形成开放性、包容性的“G3”体系。

其次，一路一带向西，介入中东新地缘格局的构建，分享原油利益和地缘控制。

中国将协助美国、欧洲及俄罗斯稳定中东局势，构建广泛、统一的反恐战线，积极参与中东新秩序的构建。亦如伊朗核协议谈判中，中、美、欧、俄的合作，彼此各方将再次展开合作，分享后中东格局时代原油利益及中东的地缘控制。

再次，维护旧的全球化治理体系，以美国为首，构成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的新体系，在原有体系中寻求话语权的提升；在此体系中，中国将与美国形成共识，替代日本，为全球提供公共服务品。

区域流动性的提供、区域权益划分及治理、区域军事安全保障等权益重新划分的过程中，与美方协调彼此权益，抓住历史性机遇；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

最后，在区域军事安全保障等方面，提高海军实力入印度洋，陆地实力通过一带一路，过巴基斯坦进入中东。

新秩序建立的尝试：打造以东方文明为基础的亚洲新世纪

尝试1：依照《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

建立亚太经合组织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提升各个自贸区的透明度，同时加强亚太自贸区的分析研究，为实现亚太自贸区夯实基础；加强自贸区谈判能力建设，帮助各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提升商谈全面、高质量自贸区的能力。

尝试2：制订《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借助亚投行，支持拓展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通过推动亚太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及财政金融合作，支持推动地区内软联通建设和人文交往，从而构建硬件、软件和人文交往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互联互通格局。

尝试3：以政府间陆港协定、泛亚铁路交通网络与一路一带三位一体战略，整合亚太资源，打造亚太命运共同体。

2013年11月5日，在曼谷召开的第三届联合国亚太经济论坛（UNESCAP），中国与亚美尼亚、柬埔寨、印尼、伊朗、老挝、蒙古、缅甸、尼泊尔、韩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泰国和越南等周边14个国家签署了《政府间陆港协定》。

目标：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亚洲交通运输区域网，涵盖所有交通运输方式，包括铁路、公路、水运、港口、货运站和机场。”

优势：《政府间陆港协定》签署国国内彼此的陆港枢纽可“一站式”完成订舱、报关、报验、签发提单等一切通关手续，通过海铁联运（部分采用公路运输）方式将货物运亚太所有签约国及枢纽城市。

意义：借助陆港枢纽功能的网络化、前置化，将物流、监管的电商化，利用物流与电子商务将亚太所有枢纽港口高效、快捷的连接起来，实现物流与电子商务的有机结合。

一路一带与泛亚铁流交通网络及《政府间陆港协定》的结合，可构建全新的国际国内商贸规则，将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高铁、电商、物流及工业制造等相关产业有机整合，完成对亚太签约国的体系化输出，打造中国规则下的亚太物流、贸易、金融、电商等产业平台体系。

以此为依托扩张中国的地缘优势空间，完成中国在东南亚的权益整合，打造亚太命运共同体。

尝试4：区域军事安全保障等方面，借助北斗导航系统、南海造岛、海空军军备扩张，保护中国在南海及东南亚权益，将南海打造成中国的内海。不参与中东纷争，以亚洲同盟为核心，出太平洋。构建亚洲世纪。

全球治理格局层面—中国可能的尝试

旧体系中扩张的尝试：现有体系内的负责任大国

尝试1：在联合国，承担更多责任及会费，提供更多公共治理品

接受联合国会费中，中国2016-2018年的经常预算和维和预算分摊比额。2016年至2018年的联合国会费中，中国的分摊比例将从第6位上升至第3位，分摊比例从5.148%上升到7.92%。日本的分摊比例为9.68%，仍然位居第二位。

尝试2：多哈贸易会谈，让渡利益，推动贸易谈判进程。

尝试3：G20集团中，承担更多治理责任，推动经济复苏，获得更大话语权。

加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落实中国“十三五”规划发展理念，加速国内投资建设，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大规模参与国际经济开发建设。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和过剩产能消化，另一方面为沿路国家提供了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国际资本推动力。在美国加息的背景下，为全球注入更多资本，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尝试4:：APEC体系中，推进东亚及亚太自贸区。

依照《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建立亚太经合组织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提升各个自贸区的透明度，同时加强亚太自贸区的分析研究，为实现亚太自贸区夯实基础；加强自贸区谈判能力建设，帮助各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提升商谈全面、高质量自贸区的能力。

新秩序中扩张的尝试：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

尝试1：强化金砖国家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

强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推动对国际秩序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使金砖国家机制成为发展中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强化南北对话、南北合作。

尝试2：扩大上合组织，吸纳更多会员。

强化上合组织在政治、安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合作。突出上海合作组织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作用，吸纳新的会员，成立上合组织打击恐怖主义的常备部队。

尝试3：博鳌亚洲论坛：打造展示中国势力的平台。

借助论坛非官方、非营利性的定位，宣传中国的发展理念及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

尝试4：以东亚自贸区为基础，推动亚太一体化，构筑东亚命运体。

以东亚自贸区为核心和基础，推动亚太一体化进程，参考欧洲煤钢联营向欧洲同共体，再向欧盟一体化的发展路径。

国际经济格局层面—中国可能的尝试

旧体系中扩张的尝试：获得与中国经济份额相匹配的话语权。

尝试1：IMF，加入SDR之后，完成投票权改革。

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中国应推动IMF投票权份额的修改。比加入SDR更为重要的是投票权份额的修改，如在投票权的修改上未能如愿，则中国可能准备立足打造的新秩序。

尝试2：继续购买美债，支撑美元宽松及扩张；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在美元为锚的基础上，做微调。

以购买美债的方式支持美元的宽松，为全球注入流动性，重回人民币绑定美元的老路，以人民币资产为美元送动的锚提供支持，打造“中-美元”的格局。

尝试3：反对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同一标准的碳排放协议，不改变全球现有发展格局。

尝试4：构建管控机制下的金融体系。

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有序”可兑换。以“统筹规划、服务实体、风险可控、分步推进”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向海外投资机构，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扩大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规模限制，加入MSCI指数，开放国内资本市场。

尝试5：人民币贬值，帮助全球走出通货紧缩。

如在现有的体系下，正如欧元、日元的国际化是有限的国际化一样，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同样如此。由于欧元区与日本分别有美国驻军，其外部军事安全由美国负责，故其货币最终信用仍部分由美国负责。而中国作为完全主权国家，加入SDR，及构建以国内国债和金融资产为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意味着人民币与美元的完全脱媒，也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资产有潜在做空动机，在此格局下，中美博弈不可避免。

而为规避过渡博弈的风险，人民币选择在加入SDR后一次性贬值，释放人民币与美元竞争格局之下对全球的通缩压力，助推大宗商品反弹，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

新秩序建立的尝试—打造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亚元新世纪。

尝试1：依托亚投行，中国及亚太等国共同打造单一货币体系。

通过逐步建立亚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货币合作同盟，以及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等，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寻求共同稳定发展，采行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以人民币为范本，为亚元制定具体计划。最终形成将美元、欧元和亚元等全世界三极货币圈。

尝试2：全力推进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的扩张。

以亚投行作为IMF的平行机构，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作为世界银行的平行机构，形成新机制，与IMF和世界银行的机制形成对比，对旧体制进行竞争。通过灵活的人才选拔机制，为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丝路基金招聘有经验的国际工作人员，同IMF与世界银行直面竞争。

尝试3：配合欧洲央行量化宽松，平衡美债及美国压力。

配合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避免其陷入“无债可买”的尴尬境地。中国央行在合适时点抛售德国债券，促进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行动，展示中国央行与欧洲央行的利益一致。

获益抛售德国债券所得的欧元资本，用于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促进其与中国的亚投行开展合作；并购买欧洲投资银行债券，参与“欧洲投资计划”，以帮助解决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国家投资资金不足的瓶颈，形成双方互利共赢的格局，

尝试4：中国央行出售德国债券，配合欧洲央行完成量化宽松，促使欧元继续宽松；对冲美元加息影响，补充流动性。

尝试5：人民币汇率或许会选择先贬值再升值的措施，追求完全的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展开竞争。

为扩大人民币加入SDR后，可迅速获得国际市场认同，扩大使用规模；在美元加息升值的背景下，若欧元和日元继续选择超级量化宽松，人民币基础货币发型机制需要3-5年的缓冲切换时间，故人民币汇率有可能会选择先贬值再升值的措施，打开国内宽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