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 肖明智
模拟结果显示，与中国加入(“大TPP”)的情景相比，如果中国不加入，中国会因此损失2.2%的GDP。假设TPP的过渡期为四年，则在该阶段内的年均机会成本略超过0.5% 的GDP。如果中国不加入，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也会导致机会成本的失去。比如，韩国、日本等与中国贸易密切的国家也将承受相当于1.5%的GDP和0.6%的GDP的机会成本，而欧盟、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则会由于中国不加入而受益。
包含中国在内的“大TPP”
建立后对各国经济的影响
自2013年以来，中国逐步释放出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信号。2013年9月，韩国政府宣布已制定了加入TPP的方针，2015年1月韩国政府表示将着眼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来决定是否参与TPP谈判。另外，泰国、印尼等国也存在参与TPP的可能，未来的TPP谈判国有望增加至16个。
在此背景下，我们采用一个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模拟“大TPP”(即TPP成员国达到16个，下同)实施后，由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下降，给中国和其他成员国以及非“大TPP”国家的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在模拟“大TPP”国家所产生的净影响时，需要剔除正在实施中的现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本文将这些现有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影响作为政策模拟的“基础场景”(区别于所有政策完全不变的“基准场景”)，而将“大TPP”的实现作为政策模拟的“完全场景”，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分析“大TPP”给各国经济所带来的净影响(即超越现有区域贸易协定的新的影响)。
在模型中，我们采用了下调关税和下调非关税壁垒这两类对政策变量的冲击，来模拟“大TPP”要求的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对于关税下降，我们区分了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种类型。对于农产品而言，在自贸区谈判中，虽然原则上是需要将其关税下降为零，但实际过程中由于日本、韩国等国家需要保护其国内农业和农民利益，将出现较大的争议，所以农产品的下降幅度很可能较为有限。我们假设在模拟期内，农产品关税的下降幅度为30%。一些非农产品关税往往有原产地证明等限制，也不会下降为零，因此我们借鉴Peter A.(2011)的研究，假定非农产品在模拟期内的关税下降幅度为90%。在非关税壁垒的刻画和下降幅度方面，我们借鉴了几个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包括Judith(2006)将非关税壁垒通过从价税等值的形式进行量化的工作，Kee(2009)对于贸易壁垒参数的估计，和Sanjuan(2013)采用“引力”模型估计欧美之间农产品非关税壁垒。本文基于这些研究的结论，将非关税壁垒通过从价税等值的方式引入模拟冲击。在其下降幅度上，我们参考Peter A.(2011)的研究，假定为TPP成员国的商品贸易的非关税壁垒在模拟期内下降51%，服务贸易的非关税壁垒下降56%。
我们用全球CGE模型，分别模拟了基础场景和完全场景下各国GDP受到的影响。假设所有成员国同时加入“大TPP”，“大TPP”实施的净影响将使韩国、越南、中国、泰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模拟期(即关税下降的过渡期)内实际GDP累计提高1%以上。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实际GDP将累计提高2%。假设“大TPP”的过渡期持续四年，则将每年提升中国的GDP增速0.5个百分点。而“大TPP”以外的地区则或多或少地受到“大TPP”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的负面影响。
在产业层面，“大TPP”将使中国的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行业实际产出明显上升，幅度达4%-8%，而采矿、石化、运输设备(主要为汽车制造)、机械设备行业将面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因此产出略有下降。
在对其他国家产业变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全球范围内获益最大的为越南、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纺织服装产业，韩国的电子、机械产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食品加工业，日本的建筑、石化、金属、机械设备产业，以及美国的运输设备、农业以及食品加工等。而日本和韩国的农业部门，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纺织服装业，东南亚国家的石化部门等将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