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10日发表署名约翰•迪扎德撰写的题为《人民币国际化将创造一个“中华世界”？》的文章。文章说，今年货币领域的重头新闻，同希腊与多家“机构”就希腊是否继续使用国际化货币展开的谈判有关。而面积比希腊大数十倍的中国与传统金融大国就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展开的谈判，受到的关注就少得多。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而非一场活动，有关方面还是在精心策划于今年9月发表一个声明。在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将宣布，人民币将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9月声明的重要性在于其附加条件的细节，也就是中国对资本账户自由化时间及范围的承诺。特别提款权的货币身份某种程度上说是不真实的、是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IMF’s Articles of Agreement)中长达17页的规则支撑的，因为它基本上不用于贸易或资本流动的实际清算或结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苛刻要求，背后牵扯的往往是一国中的某一派系试图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将某项国际化政策强加给另一派系。就本文的情况而言，是中国央行希望不具竞争力的行业和经营不善的地方政府实体出现萎缩或倒闭，以便资金能够流向较为新兴的行业。中国央行多年来一直明确表达这种心愿。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它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支持。
在中国央行看来，特别提款权声明对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要求越高越好。需要放松或最终应被废除的各种资本控制中，高居前列的是中国所谓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机制的管理规则。现在QFII的总投资额度为800亿美元左右，一系列大型境外机构获准直接购买中国内地上市公司的股票和中国国内的人民币债券。
QFII机制是2002年启动的，相对此前的各种限制而言是一项进步，但它树立了进入壁垒，给中国及大多数境外投资者带来了高昂的成本。不过，QFII现在有望失去它的特许投资通道地位。
QFII机制和其他针对境外投资合伙企业的类似规则的逐渐消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但大多数投资组合经理还没有完全领会到这一点。一些人一直在想方设法调整自身定位、迎接这场转变，罗祖儒(Robert Lloyd George)就是其中之一。他从1981年起就在香港生活，旗下的罗祖儒投资管理公司(Lloyd George Management)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他在市场上为人所知可能主要是因为这家公司。
罗祖儒最新的投资工具是Argos Lloyd George Advisory Bamboo基金，这是一支只做多无杠杆和非货币对冲的基金。其理念是在亚洲和东南亚各地寻找跨板块相对价值。
罗祖儒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及其将对香港、台湾以及某种程度上对新加坡产生的影响，将会创造一个‘中华世界’。它将创造出一个单一资本市场，香港将成为其中最大赢家。不会发生上海取代香港的情况。香港将成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就像伦敦对欧洲的重要性一样。香港（股票）大约比上海便宜一半，台北甚至更便宜。”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这个准单一货币区内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相对价值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于中国内地金融业相对大中华其他地区发展不足的问题。中国央行正试图打造一个能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的行业并为之配备人才，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有大量的价值可去创造或捕捉。
在当前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的坚定鼓励下，中国央行正在扩大与其他央行的双边清算协议网络。这将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快速上升。
这将提升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意义。那些在进入国际市场方面更受限制的国家（如土耳其和冰岛）的央行，已同意与中国央行进行货币清算。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将赋予这些协议多边合法性。
美国政府非常支持中国打造一种国际化货币的举措，而且赞赏中国未利用货币贬值来补偿国内某些行业竞争力的下降。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首席投资组合策略师洛莉•海内尔说：“（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思考得最多的往往是，它会对中国持有的我们的固定收益证券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人民币成为一种储备货币，那会对中国持有美元计价国债和机构债的需求产生何种影响？他们可能会减少购买量，等着它们到期，不再换成新的。”
也许美国政府将不得不证明其债券的价值所在，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一系列可无限展期的强制性贷款。就像这类债券在其他国家所起的作用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