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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瑾璞:普惠金融发展与研究(2)

中国金融信息网2015年04月15日16:51分类:人民币动态

核心提示:普惠金融本质是发展问题,既需要拓展广度,也需要拓展深度,共同建立一个惠及所有民众的金融体系。中国现在面临发展普惠金融的良好机遇,应从基层开始,注重创新,从机构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再到机制和体制创新方面去努力。当然,发展普惠金融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还受诸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 普惠金融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从普惠金融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看,其重点关注的是信贷可获得性。从普惠金融概念的实质看,普惠金融呼吁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度。国际上最新发展趋势是,普惠金融概念中的“金融”应当是一个“大金融”的概念,全面涵盖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产品和服务,但同时绝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使用,也绝不意味着可以不顾成本和风险。由于普惠金融强调包容性增长,其中延伸出的平等、发展、减贫之间的关系已经使得其成为独立的政策目标。

普惠金融逐渐经过三个阶段逐渐发展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前,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直接信贷项目向目标群体如农民等提供资金,使金融机构无法有效地根据风险回报特征配置资金资源,导致这些信贷项目不仅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在实践中,即使是在农村地区也没有改善对穷人的金融服务覆盖范围。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开始将关注的焦点从企业和家庭转向金融机构及其持续和广泛地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90年代以后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开始积极探索普惠金融的实现方式(CGAP,2012)。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IZ)评估了10个国家35种促进普惠金融的政策方案,认为其中六类方案最为有效:其中四类是增加穷人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包括代理银行、移动支付、金融服务供给主体的多样化、国有银行改革;其余两类是消费者保护和金融身份证明。

在促进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小额信贷相比,微型金融的范围更广,包括贷款、存款、保险、支付、汇款等。技术创新是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促进普惠金融的重要渠道。近年来,移动支付在全球发展很快,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总的来说,普惠金融服务的客户群体、金融产品或服务种类与普通金融存在一些差异,因此针对普惠金融发展应当具有适合其特征的差异性的制度供应。政策制定应当旨在纠正市场失败,消除获取金融服务的非市场性障碍。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很多国家针对中低收入者等金融排斥主体采取了特殊的监管制度。很多研究表明,在有效的金融监管框架下,普惠金融和金融稳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四. 普惠金融的度量标准和中外比较

目前国际上存在三种主要的普惠金融度量方法。第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包容联盟(AFI)、芬玛克信托(FinMark Trust)等采用的方法,主要从正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等角度设计出普惠金融指标,对各国普惠金融情况进行评估;第二个是世界银行开发的全球普惠金融指数,主要按银行账户的使用情况以及储蓄、借款、支付、保险等核心指标对具体业务进行分类评估,监测普惠金融实践情况;第三个是GPFI在2013年制定的较为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认为普惠金融应从金融服务的获取、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质量三个方面衡量。

以世界银行的标准度量,我国个人银行账户数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睡眠账户比例较高。在账户利用率方面,汇兑功能较活跃,收款、汇款占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参与商业活动依然不足,用于商业支付、领取薪资和政府补贴的比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支付方面,用手机支付、汇款和收款的平均比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截止2012年,我国有过储蓄的成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银行贷款的覆盖深度还不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从亲朋好友处借款的比率则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如果采用普惠金融指数IFI概念,用银行渗透性、银行服务可获得性和银行资源利用率三维变量来衡量,我国金融普惠程度与地区发展进度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呈东中西的梯度分布。到2010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7省(市)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超过了90%,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以上。北京、上海、浙江和天津处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第一方阵,西部地区多数处于低金融普惠区,加入人均因素之后,金融机构的网点扩张受到约束,传统的人口大省山东、河南、河北等排名靠后,青海、宁夏等西部人口小省位置前移。

[责任编辑:姜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