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亚投行创立点赞的同时，需要静下心来慎之而大胆地专注于规则制定、运营和治理模式的确立，以充分的准备来应对成立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繁杂事务。
■继承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并充分考虑被投资国家地区社会和环境影响，追求规范、透明、高效的运营和治理模式理应成为亚投行作为新型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使命和责任。
■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毫无例外将主要通过贷款、股权投资、提供担保等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其主营业务仍然是作为准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因此，建设能够科学反映该区域特征的主权债务评级体系，以及有效撬动民间资本是亚投行成功运营的关键，也是亚投行必须面对的两大难题和挑战。
■亚投行要促进亚洲区域内的跨境债权投资，就需在推动构建各国本地信用评级机构，提升信用评价能力方面付出努力。这要求亚投行应尽快在充分考虑区域内各国的法律制度、商业习俗、财务制度等差异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和新指标建立信用信息公开平台，突破传统的欧美信用评级模式，同时借亚洲区域内跨境交易的扩大之势，推动区域信用评级机构与债券市场的发展。
袁堂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从去年10月筹建时的21个迅速发展到日前的超过50个，阵容之强大，足以展现其魅力所在。尤其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阵营的加盟更是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瞬时让部分媒体热情沸腾，褒扬之声不绝于耳。然而，亚投行的成立除了带给我们声誉之外，更多的是随之而来的使命和责任。欲戴王冠，先承其重。在为亚投行创立点赞的同时，需要静下心来慎之而大胆地专注于规则制定、运营和治理模式的确立，以充分的准备来应对成立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繁杂事务。
肩负建立新型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使命
现今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并不少见，比如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等。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岁月，世行和亚开行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等为亚洲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诸多弊病逐渐体现，主导者成为顽固的守成者，阻碍了机构的结构调整和业务变革。亚洲地区可持续发展是驱动世界经济振兴的重要力量，根据亚开行的测算，到2020年期间，要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约8000亿美元，而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此需求。我国是世行的第三大股东，占6.6%股份，也是亚开行的第三大出资国占6.4%的比例。考虑到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同时还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具备了开拓海外市场并带动其他亚洲国家一起发展的基础。然而，受制于已经定型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成员国增资渠道不畅，直接影响了亚洲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
可以说，亚投行的成立是传统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没有摆脱地缘政治的思维模式和改革惰性的产物，因而承载着打破一家独大、提高资源整合能力、改善金融效率、创新金融业务的历史重任。美国和日本所提出的对亚投行未来运营机制以及治理模式的担忧，与其说是抽象的消极抵抗，不如说是对其自身主导的世行、亚开行等金融机构所存在的弊病的反省。毫无疑问，继承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并充分考虑被投资国家地区社会和环境影响，追求规范、透明、高效的运营和治理模式理应成为亚投行作为新型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使命和责任。
必须面对的两大难题和挑战
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毫无例外将主要通过贷款、股权投资、提供担保等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因此其主营业务仍然是作为准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可以预计亚投行的主要业务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针对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二是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融资模式。因此，建设能够科学反映该区域特征的主权债务评级体系，以及有效撬动民间资本是亚投行成功运营的关键，也是亚投行必须面对的两大难题和挑战。
首先，在提供主权贷款或者发行长期企业债时，面临的将是主权债务评级的问题。亚投行是以支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己任的，而初期锁定的目标即是“一带一路”区域的基础设施项目。按照国际惯例，企业债的信用等级不能高于所在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然而，该区域的成员国在目前欧美主导的主权债评级体系中的得分并不高，这可能直接影响到亚投行发行债券的信用等级，而导致市场融资的困难。由于亚洲区域内的信用评级机构等软性金融基础设施不足，债券市场至今并不发达，同时“一带一路”诸国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存在很大的不同，构建统一的信用评级体系十分困难。这也是亚开行等传统国际金融机构没有克服的问题，最终导致其在该区域的投融资效率的低下。因此，亚投行要促进亚洲区域内的跨境债权投资，就需在推动构建各国本地信用评级机构，提升信用评价能力方面付出努力。这要求亚投行应尽快在充分考虑区域内各国的法律制度、商业习俗、财务制度等差异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大数据采集、挖掘与建模、可持续性发展测评等新技术和新指标建立信用信息公开平台，突破传统的欧美信用评级模式，同时借亚洲区域内跨境交易的扩大之势，推动区域信用评级机构与债券市场的发展。
其次，要满足亚洲地区基础建设总投资的巨大需求，仅仅依靠公共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撬动民间资本至关重要。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亚开行以ASAEN为中心即开始了摸索公私合作的融资模式。迄今经历了以项目自身的资产和项目未来的收益作为抵押的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以及公私共同参与的PPP(公私合作伙伴型)模式两个阶段。前者是一种尽可能地将投资风险转嫁到私人部门的风险转移模式。该模式虽然能够减轻财政负担，合作方式单纯，但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周期很长、收入流不确定等因素导致私人部门负担过重，而敬而远之，成功率不高。2005年以后，公私部门共同承担风险的合作伙伴型PPP模式成为主流，公共部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出来分担项目的部分风险。也通过配套成立专项基金进行投融资以保证资金规模，设立信托基金等方式推进金融机构或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等。该模式的关键是如何确定风险的合理分担。因此，不仅要对财政承受能力进行测试，也需要对项目的可行性，项目所能提供的服务价值以及消费者的价格承受能力等进行科学的评估，因此操作程序十分复杂，操作程序十分复杂。这也是导致传统国际金融机构显得低效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而对于宗教社会、文化经济、法律制度等存在很大差异的“一带一路”区域诸国，针对不同的项目形成合理的PPP模式将会更加复杂。因此，如何组织大量的不同类型的专业评估机构，培育独立的第三方评价体系，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亚投行实现高效运行，是对亚投行的另一个主要挑战。
在热烈而又圆满的“集结号”之后，亚投行启航在即，作为“一带一路”的融资平台和探路先锋，所面临的课题不可谓不大，也不可谓不难。但从意向初创国的踊跃加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我们吹去浮华、专注实务，真正的出彩还在后头。(上海证券报 作者系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